第二批弘进轮船员昨日上岸，9名船员中5人确诊4人阴性

　　记者连线疫情阴影下的中国远洋船员——

　　日复一日，上不了岸下不了船

　　曾向往的大海变得令人焦灼

　　本报记者 张蓉 陈馨懿

　　8月15日早上，阴天。舟山市防控办制定的弘进轮第二批船员救助方案开始实施。

　　下午14时15分，第二批9名留守船员离船，15时35分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站在甲板上，船员周念安眺望岛屿——雾气中的它们影影绰绰，是他渴望了11个月、就要触摸到的陆地。

　　这艘船在海上被困几天后在舟山获救，在航运界被称为“共同治愈”罕见的成功案例。

　　恐惧、崩溃、绝望，曾一度将这条困于茫茫大海的船包围——过去半个月，从轮机长开始，13名船员陆续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6名船员呈阳性。

　　新冠疫情打乱了船上的一切，也将这条船推上风口浪尖。

　　这些天来，周念安的经历是疫情之下、中国57万远洋船员的真实困境缩影。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远洋船员，听他们讲海上故事。

　　弘进轮船员周念安：第二批船员上岸 他结束焦灼等待

　　终于可以上岸了。

　　自8月9日，在舟山的紧急救助下，第一批11名船员被送进定点医疗机构，而留守弘进轮的周念安和8名同事就一边焦灼等待，一边和十多吨急需消杀的物品较劲。

　　8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包括周念安在内的第二批船员结束了等待，留守弘进轮的9名船员安全撤离，他们被拖轮送上岸，顺利送入定点医院。

　　目前，由浙江省防控办派出的3支9人专业消杀队伍、2名专家已经抵舟；同时还有4名来自天津的新风系统消杀专家抵舟后也前往弘进轮。

　　弘进轮是周念安跑的第五条船。去年9月，周念安就向船员派遣公司提出换班申请，但公司劝他“坚持坚持”。周念安和公司口头协定只跑8个月，今年5月到期，他再次提出换班申请，却又一次被驳回。

　　弘进轮一直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随着疫情反弹，弘进轮一度成为疫情管控重点，船员难以上岸。

　　周念安后悔没听女友的劝阻。上船时，周念安也曾惴惴不安。可这个27岁的小伙子还是上了船。

　　自2017年航海驾驶专业毕业后，周念安就一直在跑船，现在是三副，月薪约两万。他独自还清了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2019年在老家驻马店买下一套房。相对于陆上工作，跑船显然能给周念安带来更高的收入。自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船员输出国之一，和印度、菲律宾相比，中国船员变得更抢手，薪资几度上涨。但当疫情真正临近，因常年在船上，没法打疫苗，周念安越发担忧，“国外的人几乎不戴口罩，我无法避免和他们接触，甚至无法拒绝当地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区。”

　　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周念安全部的生活都集中在这条186米长的船上。此前，他曾在船上组织过两次疫情演习，但终无力阻挡病毒的扩散。

　　Bao Run轮船长杨锋：无法换班无法上岸 他近两年漂在海上

　　比周念安的时间更长，21个月，将近两年，杨锋一度困在Bao Run轮船上。

　　40岁的杨锋从事远洋航行工作近20年。在登船时，杨锋刚成为船长没多久。杨锋在2019年2月和公司签订了时长8个月的合同。就在当年10月下船换班时，船舶公司提出，招聘困难合同需要延期。无奈之下，杨锋只好同意工作至春节后。

　　“再怎么样，明年二月底三月初，我应该就回家了。”2019年底，杨锋如此告诉家人。但暴发的疫情，让整艘船上21名船员都无法按时回到岸上。原本，抵达港口，除了轮流值班的船员，大多数船员都会“放风”——离开码头买些零食带回船上。2020年1月，Bao Run停泊在威尼斯港，这是杨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换班前的最后一次下船。而后，疫情暴发。

　　船员无法下船购买物资后，主要由供应商用船只给他们送来口罩。2020年五六月份，防疫物资增加为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酒精免洗液等。船员们开始熟悉防疫流程，进行常规化测量体温，但他们同样无法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船上的确有几位船员经历过发热，当时杨锋就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隔离，服用消炎药。往往三天左右，船员退烧后，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作为船长，杨锋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船员们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往常，停泊在国内港口时，家属可以登船探访。杨锋家在南京，总能在长江边的港口和家人重逢。但由于防疫，探船被取消。杨锋回忆，船员们都是独自承受着思乡和家庭的压力。在船上，没有人透露过想家，包括他自己。

　　每到吃饭的时间，餐厅里都会讨论下船。“到底什么时候能换班？”面对船员的询问，杨锋颇感无力。

　　杨锋已经不记得自己提出的换班申请被拒了多少次。许多港口都禁止船员下船及换班，直到去年7月才陆续开放。杨锋也曾迎来过一次希望：埃及的港口允许换班。但另一个问题——航空限制接踵而至。当时，埃及飞回国内的机票高达五六万元一张，且需要等待。这样算下来，船员回国总耗费超过100万——这笔钱向来是由船舶公司承担，最终，公司拒绝了这次申请。后来，杨锋甚至提议由个人承担回国费用，但仍然被拒。

　　2020年11月，在抵达阳江港之前，杨锋觉得承受的压力也快到了极点。好在船员们的这次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和杨锋相比，年轻的周念安更想念自己的女友，“远洋电话一天打两三小时。”——他去年才和女友在一起，两人通过网络结识。刚上船做实习生时，周念安常坐在甲板上看海，以此打发时光。可连看了一个月，大海就变得令人厌倦了。周念安打算转行，“等上岸隔离完，还是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吧。”他这样告诉钱报记者。(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