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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弘进轮船员上岸 船员:曾向往的大海变得令人焦灼

第二批弘进轮船员上岸 船员:曾向往的大海变得令人焦灼

2021年08月16日 13:22 来源:钱江晚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第二批弘进轮船员昨日上岸,9名船员中5人确诊4人阴性

  记者连线疫情阴影下的中国远洋船员——

  日复一日,上不了岸下不了船

  曾向往的大海变得令人焦灼

  本报记者 张蓉 陈馨懿

  8月15日早上,阴天。舟山市防控办制定的弘进轮第二批船员救助方案开始实施。

  下午14时15分,第二批9名留守船员离船,15时35分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站在甲板上,船员周念安眺望岛屿——雾气中的它们影影绰绰,是他渴望了11个月、就要触摸到的陆地。

  这艘船在海上被困几天后在舟山获救,在航运界被称为“共同治愈”罕见的成功案例。

  恐惧、崩溃、绝望,曾一度将这条困于茫茫大海的船包围——过去半个月,从轮机长开始,13名船员陆续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6名船员呈阳性。

  新冠疫情打乱了船上的一切,也将这条船推上风口浪尖。

  这些天来,周念安的经历是疫情之下、中国57万远洋船员的真实困境缩影。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远洋船员,听他们讲海上故事。

  弘进轮船员周念安:第二批船员上岸 他结束焦灼等待

  终于可以上岸了。

  自8月9日,在舟山的紧急救助下,第一批11名船员被送进定点医疗机构,而留守弘进轮的周念安和8名同事就一边焦灼等待,一边和十多吨急需消杀的物品较劲。

  8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包括周念安在内的第二批船员结束了等待,留守弘进轮的9名船员安全撤离,他们被拖轮送上岸,顺利送入定点医院。

  目前,由浙江省防控办派出的3支9人专业消杀队伍、2名专家已经抵舟;同时还有4名来自天津的新风系统消杀专家抵舟后也前往弘进轮。

  弘进轮是周念安跑的第五条船。去年9月,周念安就向船员派遣公司提出换班申请,但公司劝他“坚持坚持”。周念安和公司口头协定只跑8个月,今年5月到期,他再次提出换班申请,却又一次被驳回。

  弘进轮一直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随着疫情反弹,弘进轮一度成为疫情管控重点,船员难以上岸。

  周念安后悔没听女友的劝阻。上船时,周念安也曾惴惴不安。可这个27岁的小伙子还是上了船。

  自2017年航海驾驶专业毕业后,周念安就一直在跑船,现在是三副,月薪约两万。他独自还清了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2019年在老家驻马店买下一套房。相对于陆上工作,跑船显然能给周念安带来更高的收入。自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船员输出国之一,和印度、菲律宾相比,中国船员变得更抢手,薪资几度上涨。但当疫情真正临近,因常年在船上,没法打疫苗,周念安越发担忧,“国外的人几乎不戴口罩,我无法避免和他们接触,甚至无法拒绝当地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区。”

  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周念安全部的生活都集中在这条186米长的船上。此前,他曾在船上组织过两次疫情演习,但终无力阻挡病毒的扩散。

  Bao Run轮船长杨锋:无法换班无法上岸 他近两年漂在海上

  比周念安的时间更长,21个月,将近两年,杨锋一度困在Bao Run轮船上。

  40岁的杨锋从事远洋航行工作近20年。在登船时,杨锋刚成为船长没多久。杨锋在2019年2月和公司签订了时长8个月的合同。就在当年10月下船换班时,船舶公司提出,招聘困难合同需要延期。无奈之下,杨锋只好同意工作至春节后。

  “再怎么样,明年二月底三月初,我应该就回家了。”2019年底,杨锋如此告诉家人。但暴发的疫情,让整艘船上21名船员都无法按时回到岸上。原本,抵达港口,除了轮流值班的船员,大多数船员都会“放风”——离开码头买些零食带回船上。2020年1月,Bao Run停泊在威尼斯港,这是杨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换班前的最后一次下船。而后,疫情暴发。

  船员无法下船购买物资后,主要由供应商用船只给他们送来口罩。2020年五六月份,防疫物资增加为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酒精免洗液等。船员们开始熟悉防疫流程,进行常规化测量体温,但他们同样无法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船上的确有几位船员经历过发热,当时杨锋就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隔离,服用消炎药。往往三天左右,船员退烧后,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作为船长,杨锋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船员们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往常,停泊在国内港口时,家属可以登船探访。杨锋家在南京,总能在长江边的港口和家人重逢。但由于防疫,探船被取消。杨锋回忆,船员们都是独自承受着思乡和家庭的压力。在船上,没有人透露过想家,包括他自己。

  每到吃饭的时间,餐厅里都会讨论下船。“到底什么时候能换班?”面对船员的询问,杨锋颇感无力。

  杨锋已经不记得自己提出的换班申请被拒了多少次。许多港口都禁止船员下船及换班,直到去年7月才陆续开放。杨锋也曾迎来过一次希望:埃及的港口允许换班。但另一个问题——航空限制接踵而至。当时,埃及飞回国内的机票高达五六万元一张,且需要等待。这样算下来,船员回国总耗费超过100万——这笔钱向来是由船舶公司承担,最终,公司拒绝了这次申请。后来,杨锋甚至提议由个人承担回国费用,但仍然被拒。

  2020年11月,在抵达阳江港之前,杨锋觉得承受的压力也快到了极点。好在船员们的这次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和杨锋相比,年轻的周念安更想念自己的女友,“远洋电话一天打两三小时。”——他去年才和女友在一起,两人通过网络结识。刚上船做实习生时,周念安常坐在甲板上看海,以此打发时光。可连看了一个月,大海就变得令人厌倦了。周念安打算转行,“等上岸隔离完,还是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吧。”他这样告诉钱报记者。(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系化名)

【编辑: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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