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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陪诊员眼里的跨省就医路

一个陪诊员眼里的跨省就医路

2022年06月22日 06:36 来源:中国青年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马建藏在很多人的求医路上,尽管有时候不那么显眼,但总有人绕不开他。

  刘晶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这位60多岁的老人突发心梗,面积达到95%以上,老家山西侯马的医院不敢冒险手术,只能转诊到大医院。刘晶和丈夫又因为疫情被封在了小区无法陪同。最后,他们找到了马建,一位北京的陪诊员。

  这次陪诊是从北京西站开始的。心梗让刘晶的父亲只能依靠轮椅出行,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另外两位家人也都60多岁了。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查信息,使用健康宝扫码都需要一步步指导。马建必须到火车站接他们,给他们安排好方便的酒店,带他们做好入院需要的核酸检测,还要告诉他们附近的超市饭馆在哪里,再把病人送到安贞医院急诊住院。

  马建说,这个单子他起初是不敢接的,60多岁的老人从山西来北京,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家属又不在身边,风险性太大了。但是刘晶在电话里告诉他可以录音,可以写任何免责书,“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想我也有父母,我就算帮个忙。如果我们不去的话,确实就没有人帮他做这些事情。”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员”作为一个新职业,被正式写入职业分类。而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群人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服务。

  漫长和烦琐的就医过程中,陪诊员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曲折的跨省求医路上的一条捷径。网上挂号没有普及的年代,马建帮客户熬夜排队挂号;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场的检查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专家说可以来北京做手术,再让患者本人来预约检查手术。替他们省下不少时间和住宿成本。”甚至,当患者本人无法来北京时,马建还会在医院门诊拨通电话,让患者和医生直接电话或者视频对接。最长的一次,医生和患者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

  前几天,马建陪诊过一位来自天津的嗜铬细胞瘤患者,这种疾病被称为“高血压杀手”,会使患者血压极其不稳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术,且手术前必须服用α受体阻滞剂(一种专门的控制嗜铬细胞瘤血压的药物——记者注),并且要在各个科室来回奔波会诊。老人自己走完这个流程可能要两周,且进出京津两地需要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复杂的前期准备就由马建代为完成。他也遇到过一个云南三岁的孩子意外跌倒后发生了颅脑损伤,在云南当地的医院头颅CT显示脑部积水严重,当地医院的方案是需要开颅减压,否则轻则影响智力发育,重则危及生命。家长害怕风险,不敢手术,就挂了一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号让他代问诊。专家读片后,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目前颅围,认为保守治疗也完全可以有效解决患儿的问题。家长也就放心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马建说,在北京像他一样专门做陪诊的人其实并不多。陪诊员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网上拍视频、卖课,真正去干陪诊员的人没有太多变化。正常情况,马建的陪诊也就一天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医院的单子他都快接不过来了。在马建的网络店铺中,跑腿陪诊这项的购买数量超过1万份,月销量大于1000,粉丝有1700多人。

  马建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陪诊工作的。2013年,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马建替他在现场排队挂号,“排了一晚上队也没有挂上,号都在黄牛手里。”当时马建正好从前一个工作离职,帮朋友挂号这件事启发了他,“外地来北京办事儿的人肯定特别多,各方面的都有。”他开始在北京做跑腿代办。

  马建称,一开始他什么活儿都接,包括代办签证、去学校取成绩的活儿。陪诊方面主要是为复诊患者代开药。疫情之后,医院的单子变多了,签证的事儿少了很多,这两年他还组建了陪诊团队,基本只在忙医院陪诊的工作。

  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情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药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情况,“找陪诊来北京看病,都是很着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疗本身就是在赶时间。人家都走到找陪诊这一步了,没必要专门来坑我。”除了马建这样的私人团队,网上还有许多陪诊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务于某一个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当地的看不了就去省会城市看,省会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来看。”

  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到了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马建近期的服务对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药,然后再快递回去。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疫情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药。5月北京疫情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4月在肿瘤医院的ct和化验报告单还没有打印,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药物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寒梅也是疫情期间联系上马建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从北京搬到燕郊生活。从今年3月开始,燕郊和北京接连发生疫情。程寒梅说,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药,“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解封之后,原来一直带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却没有办法进京了,她在网上找到了马建,到检查站接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

  一般情况,马建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8点之前就要到达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安贞医院、肿瘤医院……马建陪诊常去的都是这些比较拥堵人多的大医院,很多患者在当地看完病之后,还想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或者在当地的治疗效果不好,想来北京看看是否误诊。

  也有刘晶父亲这样,当地医院不敢手术要求转院的情况。当时,刘晶心梗的父亲在侯马的医院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没有治疗,刘晶说,“当时很着急的。那几天我们都睡不着觉,白天晚上一直在想怎么办。”

  刘晶和老公都是80后独生子女。起初,刘晶是想自己申请陪同父亲去北京就诊的,被封控在家的她给当地的社区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出去带父亲就诊,没有被允许。

  “我特别心酸,也不能违反抗疫政策,就困在这里了。”这时候,她老公在网上找到了陪诊员马建,希望他在北京带父亲到安贞医院手术治疗。

  疫情之后,陪诊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王悠洁的孩子是一名罕见病患者,上海发生疫情之前,住在浙江南浔的她每个月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医院看病。在全国,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只有两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

  王悠洁称,小孩子因为疾病,不能长时间在陌生人多的公共场合出现。去北京坐飞机,需要在公共空间太久。然而4月上海疫情,城市被封医院进不去,北京还能正常接诊,因为要定期去医院,她不得不挂了北京的号。

  在买好前往北京的机票到达杭州萧山机场的时候,王悠洁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宝突然出现弹窗不能登机,去不了北京,王悠洁的哥哥帮她联系到了陪诊员马建。

  因为病情特殊,也没有在北京看过病,王悠洁给马建发了几十页的电子资料扫描件,通过马建的电话和北京的医生交流。王悠洁说,从浙江到北京看病,当天不能往返,机票酒店要几千块,目前从北京回到浙江还需要隔离。带孩子去一趟耽误太多时间精力了。

  但是,王悠洁说,如果上海开始复诊,她还是想亲自带着孩子去上海看病,去上海一趟开车一个多小时比较方便,还可以当面和医生交流,“代问诊从电话里医生看不到孩子,我也看不到医生的细微面部表情。”

  王悠洁称,她之前没有听过陪诊员这个工作,这次因为疫情孩子无法看病才发现淘宝上有很多这种服务。和她一样,刘晶也是因为父亲的病才第一次接触陪诊员,当时感觉“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刘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她说,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自己会尽可能地陪同父母看病,未来迫不得已的情况依然会找陪诊服务。“我们有4个老人要养,还有孩子。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很多是精力上真的顾不上,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实在是有心无力。”

  (文中除马建外,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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