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曾任袁世凯内阁总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因为赵秉钧的努力，一个刚刚在八国联军面前惨败的古老帝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

　　这是1901年，刚签完《辛丑条约》的晚清政府尴尬地发现，按照条约规定，天津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长此以往，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天津无疑将失去戍卫首都的能力。

　　这个棘手的难题，被丢给了正在为清政府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挑出了3000名新军，转手交给了部下赵秉钧，进行了3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随后，赵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

　　这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警察”是什么东西。几千年来，这个古老帝国的百姓更为熟悉的，是那些挎着腰刀，拎着铁链，四处呵斥抓人的“捕快”。

　　而这群身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一方面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负责起“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

　　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有6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

　　的确，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赵秉钧为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所准备的一切，也并不过时。

　　这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而作”，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

　　仅用了半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而且，在权力与舆论的推动下，由赵秉钧一手建立的现代警察制度，就在中国各个省份逐步推广，并显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常驻中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亲眼目睹，在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了起来。而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德国兵驾驶的马车堵塞了交通，却又不服从指挥，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了警察所。

　　于是，在自己的报道中，莫里循不由得感叹道：“在过去的大清帝国里，你能想像这种事吗？”

　　不过，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赵秉钧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这些贡献，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西式练兵”，这个河南人就“随习西方军政”，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一向以“长于缉捕”而闻名。他曾承办了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案。吴樾刺杀失败，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但赵秉钧硬是从尸骨的碎片中，找到了印有吴樾名字的纸片，再顺藤摸瓜，查明了真相。

　　有史书评价，赵秉钧“生性慧黠，强悍而心细”，因为警察工作十分出色，他也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

　　只是，如果历史能停滞在这一刻，不再前行，赵秉钧也许真会名留青史。可另一起著名的刺杀案，把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引上了另一个历史走向。

　　1913年，刚刚当选国民党参议员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枪击殒命。消息传开，举国震动，江苏省警察厅责无旁贷，承担起了侦破和缉拿凶手的重任。

　　赵秉钧理应为自己亲自调教的警察队伍感到骄傲。宋教仁遇刺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可警察还搜出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的函电和密码本，一番顺藤摸瓜之后，全国人民都明白，刺宋案是赵秉钧一手策划，应桂馨是中间线人，武士英是凶手。而赵的身份及案发的时间，很容易叫人把这件事与袁世凯联系起来。

　　宋教仁死后不久，在全国民众的声讨下，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虽然，随着各种史料的解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多，只是，记得赵秉钧一手创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的人，却越来越少。(记者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