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动机

　　“黄牛党”已为人们所熟知，最近引起关注是因为来自警方的一则消息：北京市朝阳区警方经过半个月的蹲守，成功捣毁了盘踞在鸟巢售票处的倒票团伙。这个团伙共有成员30人，1天最多能加价卖出2000余张门票，并从中牟利万余元。

　　买票、挂号、交税、看演出……在日常生活中，“黄牛”似乎无孔不入，但究竟是什么人在从事“黄牛”这样的职业，还鲜为人知。为此，记者近日多方调查，试图探明“黄牛党”屡打不绝的深层原因。

　　在近日北京警方展开的“金秋风暴”专项行动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倒票、倒号现象受到沉重打击，一批“号贩子”应声落网。

　　“号贩子”又称“黄牛党”、“拼缝儿的”、“票虫儿”，而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称谓是“黄牛党”。这个不大见得光的职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常普遍，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从事“黄牛党”这样的职业呢？

　　近日，记者几经周折在北京市宣武区一条胡同的四合院内，找到了“从业”20多年的“黄牛党”———老孟。

　　自曝“从业经历”

　　有无“内部人士”关照至关重要

　　老孟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在南方，原来是一家乡镇企业驻京的销售人员，后来企业效益不好，没有上过学的他面临下岗的危险。

　　“我来北京的次数很多，经常会买车票。在过去，车票更不好买，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文章可做的。”对买卖车票上了心的老孟开始钻研此道，没多久便干得有模有样。

　　“那个时候‘黄牛’不像现在这么多，买卖好做，确实赚了一些钱。”老孟告诉记者，在老家，他告诉人们自己在北京做生意。因为手头有些钱，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混得不错。

　　1998年是老孟“倒票事业”的分水岭。一个来自铁路系统的人拿了一张1000元的发票找老孟报销，被他拒绝了。此人一气之下表示，“今后再也不管你了”。在随后不久展开的严打“黄牛党”行动中，老孟应声落马，锒铛入狱，直到2001年才“出来”。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内部人士”的关照至关重要。

　　出来之后没多久，“因为实在不会干别的”，老孟又开始重操旧业。现在，老孟的经济条件大不如前，只能租住在四合院内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屋里墙壁斑驳，而做饭的液化气灶就放在床头。

　　老孟告诉记者，现在他的业务由两部分组成，平日淡季里，他会帮一些懒得到车站买票的人买火车票，收取手续费50元，“这个时候车站也能买到票，只不过这些人懒得去”。而在客运高峰期，老孟就能帮那些急于买票的人弄到外面买不到的票了。“这时候票的加价就会比较多，没有固定的标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定的，而是‘里面的人’定的，我能拿到的也不过是50元的手续费”。

　　老孟所说的“内部人士”关照是否真有其事？一位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向记者坦陈，以票牟取私利是铁路系统职务犯罪比较典型的模式。这其中有铁路行业特色决定的因素，也有铁路企业管理制度不严、人员管理松懈的原因。

　　这位负责人说，车票之所以能“流”入“黄牛”手中，是“内外联手”的结果。

　　“社会上对票的需求很大，比如旅行社这些长期需要票的人都会极力拉拢那些票务工作者。如果铁路系统内部再把不住关，那就难免会出问题。”他举例说，有关部门曾经查获西南某地车站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发生在这个小车站的案件很有典型性，因为从车站的站长到客运值班员，全都参与进来了，私下收取名为“购票服务费”的款项，为旅行社、车票代售点、“黄牛”等提供车票。经查，从该车站工作人员手中获取车票的人员，最后都将这些车票放到市场上高价倒卖。

　　“长期以来，倒票倒号行为屡打不绝，原因比较复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一方面这样的行为确有一定的市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另一方面，不少购票行为的制度设计从源头来看存在一定的漏洞。

　　“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对制度稍加改进，就能极大地规制倒票行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更加值得人们深思。”刘俊海说，不少公共服务机构看似和票贩子们“日久生情”了，顺势就提供了方便，实际上背后暗藏着利益链条，甚至可能存在着利益团体。

　　追根溯源

　　公共服务机构制度建设待加强

　　除了车站之外，医院也一直是“黄牛党”活跃的领域。

　　近日，记者跟随从外地来京为儿子求医的马平女士一同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试图寻找“黄牛”的踪迹。

　　下午4点左右，挂号大厅外已经排了四五队，每队有十来个人。已经数次来北京求医的马平颇有经验，排上号后，拿出一叠报纸铺开坐下，还招呼记者也一同坐下。记者看到，来这里排队的人大多有备而来，除了报纸外，还有长凳、毛毯……

　　马平告诉记者，要想自己挂上专家号，就得做好“熬夜”苦等的准备。不想吃这个苦头，就只能多花些钱从“黄牛”手上买号。她以前也买过，根据她的经验，倒号的“黄牛”一般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会出现。

　　第二天早上6点，记者再度来到了协和医院。不一会儿，果然有个中年男人凑上前来低声问：“要专家号吗？”

　　经过交谈记者得知，14元的专家号，从“黄牛”手里买要300元。聊了一会儿，似乎察觉到记者并非“诚心”买号，此人转身离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倒票、倒号这些已为人们熟知的现象外，“黄牛”们的“营生”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领域。

　　今年以来，北京房价一直居高不下。6月份刚购买了一套二手房的赵女士告诉记者，由于二手房交易火爆，排队交税的人太多，因此，在办税大厅里也会有“黄牛”出没。

　　“这些人经常是一伙一伙的出现，即便插队了，后面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赵女士说。

　　刘俊海也向记者表示，如今，“‘黄牛党’的手已经越伸越长了”。他分析说，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十分明显，不仅妨碍了广大消费者购买使用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影响了经营者正常的经营活动。“像在医院里的倒号行为，有时甚至会给急症患者造成人身伤害。”刘俊海说。

　　“‘黄牛党’以盈利为目的，这种利润的取得违反了公序良俗，因为它是建立在消费者正常的消费需求被限制的前提下的。”刘俊海认为，从源头上治理倒票，就要加强公共服务机构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法制教育，从制度和人两方面双管齐下，彻底让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倒票人员划清界限。此外，公共服务机构还应鼓励广大消费者监督。

　　“好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增加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量。”刘俊海说，“这就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增强服务意识。” 本报记者 杜晓 本报见习记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