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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

　　从7月下旬开始，居委会主任沈国芳的工作内容又多了一项：劝导本小区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

　　沈主任是上海浦东新区昌里东路齐八小区的“小巷总理”。现阶段，他的工作分为两大块，一是小区日常事务，二是“迎世博”。“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活动便是后一项工作的内容之一。

　　但凡有过上海体验的人都知道，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弄堂里，菜场上；超市里，马路上；甚至在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也屡见不鲜。穿着花睡衣的女人，脚踩一双还算精致的皮鞋，跑到弄堂口买一包咸盐，或者顶着满头发卷出来倒垃圾……这被看作是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画面。然而，当推土机推翻一条条弄堂，人们对旧时的生活方式只剩缅怀，残留的睡衣习惯骤然成为“文明”的大敌。

　　2010年上海即将召开世博会，在这次代表现代文明的盛会里，小市民的“陋习”无法再被容忍。作为距离世博场地只有两三站路的齐八小区，跟浦东所辖的所有世博区域一样，面临现代文明的打量。

　　上海市民们必须经受住这种国际化目光的打量。

　　“这是国家的脸面问题。”沈国芳说。

　　迎世博，睡衣睡裤不出门

　　齐八小区的文明着装劝导队每周活动两次，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沈国芳说，来参加劝导队的“志愿者”，雷打不动的成员有10人，每次都佩戴红绸带，衣着整齐地立在小区门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志愿者便会上前劝阻。

　　“我们挑选的志愿者都是觉悟比较高、对社区比较热爱、对世博比较关心的居民。”沈国芳说。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接受劝导队宣传的居民就有几百人次，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齐八小区的网上日志中这样记载活动首日的“成果”。

　　活动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效果不错，穿睡衣睡裤的人明显减少了”。沈主任很满意。

　　至于那些一见到劝导队就扭头往回走的居民，沈主任觉得，“避避开”也说明有进步，起码有文明的意识。

　　几乎在同一时间，浦东新区世博场地附近的各街道、居委会也都没闲着，积极响应上海妇联和三林世博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的号召和要求，抓好文明着装问题。上钢社区、川新社区、北蔡镇等等，都在竞相开展类似的活动。

　　苏美芝是齐八小区文明着装劝导队的一员，她在居委会主管妇女和计划生育工作。

　　在从事劝导工作前，苏美芝说自己“也有穿睡衣(出门的习惯)”。但经过劝导队的培训，她“更加注意自己的着装”，还“优先”劝导家人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转变了观念，接着便是倡导更多的群众接受先进理念。但多年的习惯，撼动不易。为此，沈国芳他们也动了不少脑筋，想出许多劝导的招式。

　　招式之一是收编放暑假的小孩子加入志愿者队伍。

　　“他们拉着阿姨叔叔的手说：‘阿姨(叔叔)，你不能穿睡衣睡裤到马路上去。’大人们听了也非常感动啊，觉得小朋友都在讲了，不大好意思了哦。”

　　招式之二是强调世博的严肃意义，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世博会时，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我们是主人翁”，“小事放到台面上来就是大事了”，不能给上海丢脸。

　　招式之三是利用熟人关系，注意说话方式。

　　“你要是太正经跟人家交谈这个问题，人家有时候不能接受的。”沈国芳说。对此，他的方法是“打岔子”+“开玩笑”。

　　比如，迎面走来一个穿睡衣的老熟人，沈国芳就会上前说：“哎，到什么地方去啊？”“买菜去啊？”“咦，怎么穿这个衣服出来了？” “以后不能穿了啊，这个衣服不好看，回去换掉。”兜了个圈子后回到劝阻穿睡衣的问题上来。

　　苏美芝更是会把工作做到规定时间之外。对一些首次劝说无效的居民，她也会私下里反复跟人家说，大道理小道理地讲；当然，口气很柔和，脸上带着笑容。

　　“国际大都市，最起码这一点，着装要做好。不是要你穿名牌啊，但要得体，里外要分清楚，这样更显示一个大都市居民的素质吧。”苏美芝说。

　　脱得不是睡衣，是自由？

　　“关侬撒题啊！(关你啥事啊！)”

　　“侬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了吧！)”

　　被问到对“睡衣睡裤不出门”要求的看法时，有些上海阿姨还是要跳脚的。

　　尽管居委会对现阶段的工作持肯定态度，但他们也不避讳承认，有些居民还是难以扭转习惯。

　　“这种事情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夸张。开世博会每个国家都开，都要这么热闹、这么过分有什么意思啊！” 与齐八小区只一街之隔的昌四小区里，37号楼的一位居民阿姨这样抱怨，语调里夹杂着些许愤怒和不耐烦。傍晚时分，她一身小熊睡衣打扮，脚踩一双皮质的带跟凉鞋，出门买了几个面包。而昌四小区和齐八小区所夹的昌里东路上，小超市、银行、服装店、西点坊、餐馆食铺、药店、文具店、菜场等等一应俱全，居民们只要走几步就能买到所需的各种物品。

　　很多上海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就在家门口买点东西，一定要那么麻烦换睡衣？想当年，电影《不夜城》里，穿着睡衣出门那是身价。设想一下：那位年轻的小姐只是出来买张彩票，难不成要换上工作穿的套裙；那位在国企办公室做事的先生只是因为赶上休息，想买份《大家》来看，不巧小区门口的报摊卖完了，他忘记自己穿着睡衣，穿过两个小街口来寻报纸；那位头戴发卡的中年大嫂，只是因为一个人懒得做饭，去菜场买点面，“不高兴再换(衣服)了”。

　　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让上海人脱掉睡衣，那就等于脱掉海派的范儿！他们穿睡衣出门的理由看起来合情合理：不走远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场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小区和周围生活设施的紧密结合也让这些理由显得无以辩驳。“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场超市，才会被另眼相看。”在他们看来，慵懒随性的生活里透着海派的余韵。

　　当穿睡衣的习惯久远而牢固，那就是一个文化的标签。旧社会，睡衣通常属于两个人群，一种是有钱人，显示悠闲；另一种是娱乐场所的人，比如舞女，显示风韵。建国后，睡衣逐渐普及。在70年代，上海睡衣上街一度成为城市景观，是追赶时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显示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是那个时代追赶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

　　时髦的浪潮拍过之后，更多余下的是穿衣的惯性，加之传统生活空间的狭小，“图方便”的睡衣特质就沿袭下来。上海最传统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库门和里弄房子。挤在弄堂里的居民们，就如《72家房客》所描述的那样，“房间小的像白鸽笼，房客都像进牢笼”。认识不认识的家家户户，扯一条布帘就围出自己的地盘，根本无法区隔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人们的服装也就没有场合之分了。周星驰电影《功夫之王》里的“猪笼寨”就是这样的场景，元秋饰演的包租婆一亮相，就顶着满头烫发卷筒，肥硕的身体包裹在大号的睡衣下。

　　没错，这就是人们印象里弄堂阿姨最常见的打扮。

　　上海热线网(www.online.sh.cn)上的名为“上海人爱穿睡衣上街，你怎么看？”(2009年7月20日发起)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认为是“素质低，不文明的表现”的占多数，但也只有42.03%。认为“很正常没有不文明，只是图个方便”占到33.95%，而选择“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很正常，看不惯就不要看”的也有24.02%。也就是说，不反对穿睡衣的人数相加倒是超过了半数。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李恺艳就是不反对者中的一员。在弄堂里生活了将近14年，李恺艳虽然也觉得阿姨妈妈们穿睡衣出门有点不雅，但那股“市井的亲和力”还是让她有天生的好感。对于像齐八小区那样的文明着装劝导活动，李恺艳觉得这样的小题大做“有点傻”，“穿什么还需要别人来管吗？”再说，“为了世博来这样搞一搞，有点应试的感觉。”

　　至于丢脸不丢脸的问题，这位上海土著80后这样说：“只要我们上海人自己不觉得丢脸，那么这个脸是丢不到哪里去的。估计那些(提出这个意见的)专家和官员不是上海人。”

　　一些网友也对各个社区开展的文明着装劝导活动提出了反对意见。天涯有关上海睡衣帮的讨论帖中，就有网友留言说，看过劝导活动的新闻视频，“很多老奶奶貌似穿的不是睡衣，就是宽松点的衣服，居委会一帮老阿姨就哄上去了。没天理。”

　　看来，上海世博的现代文明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强有力的对手：穿衣自由。

　　“强制塑造公民性格”？

　　这场关于穿衣的上海滩拉锯战已经有几年光景了。

　　齐八小区一位姓居的老住户清楚地记得，市长俞正声在接受香港记者吴小莉采访时说，筹办世博会有三项计划，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素质这两个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状态的改观方面进展迟缓。理所当然的，穿睡衣就是俞市长所说难改的陋习之一。

　　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在2006年曾经主持过“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该调查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穿睡衣问题的严重性被反复提及。

　　该报告公布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让杨雄真正感到上海的国际形象会因为睡衣问题受损的一个事例是，上海的一个外国留学生专门跑来跟他说，自己的妈妈在英国看到了杨雄他们的调查报告，非常吃惊：“上海竟然还有穿睡衣外出”，特地把报纸拿给在上海的孩子看。

　　“外国人觉得是个很大的新闻，很在意。”杨雄说。

　　对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种“危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认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着一种在乎别人的存在，同时这种在乎是以相对冷漠的距离感体现的。但睡衣是一种信号，取消了这种公共理性的距离感，这会让陌生人产生不适。”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着装问题在城市中逐渐演化成修养问题。上海媒体和各级政府对睡衣问题的宣传没有停止过，但在世博的驱动下所做的劝导工作，力度明显要远远大于以往，争议也就更盛。

　　尽管居委会的人员在做工作时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闯红灯的驾驶员那么严，板着个脸”。但在一些学者眼里，基层政府有组织的劝导活动，还是带有强制色彩。

　　在杨雄看来，穿睡衣上街确确实实不符合国际礼仪，是应该改的。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养问题。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大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虽然他本人坚决不赞成穿睡衣出门，但也反对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当年上山下乡，讲来不是强制性的，我劝你下去，给你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给你学烦了就同意下乡了。如果沿袭这东西，我觉得不好。”

　　张念则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划出了两个边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这里的“他人”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就这两点来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机构，应该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强制塑造者”。

　　“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而不应该是政府管得过细、过死，包揽一切，那样社会和居民的自主意识就会萎缩。要充分发挥每个居民的积极性，以参与办世博而自豪。”胡守钧说。

　　在远离世博区域大约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虹口区日新小区，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会倒计时500天时，就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提出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时至今日，居委会的负责人已经不愿再谈起此事：“我们现在主要工作不是这个，每(倒计时)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动，我们是按照上面总体规划来的。现在已经到了‘到马路上劝阻闯红灯’这个阶段了。”

　　而“睡衣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现在依然矗立在齐八小区门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要一直挂到冬天呢，什么时候没有睡衣族了，什么时候才能撤掉。(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