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动机

　　何鹏出狱了。

　　2001年，他用只有10元余额的农行卡取了42.97万元，最后被判无期。2008年，许霆案成为舆论焦点。已服刑7年的何鹏被称为云南许霆，引起关注。同年4月，狱中何鹏告诉记者，希望被许霆案点燃，但又害怕希望最后成了命运开的玩笑。不过，他相信自己无罪。

　　一年后，狱中的何鹏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继续申诉。他害怕一次次被推到希望的顶峰，一次次被甩下去。父母因为上访不断受到阻挠和伤害。而他只能在狱里一遍遍地写申诉：我无罪。

　　昨天凌晨，何鹏走出监狱。电话里，听不出兴奋，很多问题，他都沉默以对。他说，等一切平静下来，要和父母好好聊聊八年时光，要让父母告诉他所有的委屈。听完后，他要负起责任，让父母再也不担惊受怕。

　　- 对话人物

　　何鹏

　　云南省陆良县寺耳堡村人，原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

　　2001年3月2日，因农行计算机系统故障，何鹏用余额只有10元的卡，在不同银行的ATM机上分221次取出现金429700元。2002年，何鹏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3月，广东许霆案改判，何鹏及家人开始申诉。去年11月，云南省高院将何鹏案刑期从无期改为8年半。今年1月，最高院核准改判，罪名是盗窃罪。

　　凌晨出狱，大哭一场

　　新京报：今天是什么时候出狱的？

　　何鹏：凌晨零点，突然告诉我要出狱了。我换上刚入监的犯人脱下来的便装，就跟着监狱的工作人员出门了。

　　新京报：迈出大门的第一步，什么样的感觉？

　　何鹏：我从一进监狱开始，就盼着出狱这一天，想了无数遍。没想到真正出来的时候，外面漆黑一片，只能看到街上的路灯。特别激动，我回头看了看监狱的围墙，终于自由了。

　　新京报：父母在门口接你？

　　何鹏：当时父母还不知道我是这个点出来。监狱的四个人带着我开车到了陆良县城的广场，然后让我打电话通知我的父母来接我。

　　新京报：8年后看县城，觉得变化大吗？

　　何鹏：县城的广场以前我经常来，我觉得变化挺大的。原来很空旷，现在到处都是楼。而且广场周围的树都长得好高了，密密的一片。

　　新京报：见到父母的时候哭了吗？

　　何鹏：原来一直在设想我出来见到父母该说什么。结果一见面，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抱着他们大哭了一场，哭了有五六分钟。后来是亲戚劝开了。爸爸当时说，我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我一听这句话就再也忍不住了。

　　新京报：原来设想的是想跟他们说什么？

　　何鹏：我原来想说，爸妈，我爱你们，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你们的儿子。

　　新京报：觉得父母为你做了很多？

　　何鹏：他们卖了房子，为了我这个事情欠了好多债。我妈天天去上访，还被人打。我这次见到他们，觉得他们老了很多。

　　新京报：你妈妈为了你出来给你买了一套西装，是她买过的最贵的衣服？

　　何鹏：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我在县城洗了一个澡，洗掉晦气，然后穿上妈妈买的西装，特别合身。觉的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这套西装460块钱，还是舅舅赞助的，我们家没有钱了。

　　新京报：回家看到家里变化大吗？

　　何鹏：家里的状况接近崩溃了，负债累累。房子倒没什么变化。我以前的照片，信件妈妈全帮我留着。一进房子，觉的很踏实。

　　绝望过，但从未放弃

　　新京报：2008年的时候，你说过在狱里，心情从未平静过，那这一年多呢？

　　何鹏：这一年多是最难熬的一年。说实话，在入狱第二年到2008年前，我的心情已经慢慢平静了。那时候很多情况想的很现实，好好在监狱改造，减刑，出狱。因为没有什么希望，也就想的很少。后来有了希望，心很难安静下来。一会说有希望，一会说不行。就这么交织着，非常非常难受。

　　新京报：难受的时候怎么办？

　　何鹏：打篮球，写写书法。打完篮球，整个身体疲倦了，也就不会想事情了。

　　新京报：去年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不是最绝望的时候？

　　何鹏：那个时候，是绝望加愤怒。那时候觉得案子翻不过来了。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狱里写申诉。一遍一遍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申诉。那时候觉得写了都是白写。有时候就只好安慰自己，就当是练字了。

　　新京报：你父母为你写的申诉材料，据说可以装一个屋子，你呢？

　　何鹏：我在狱里一般一个月写两三次，有时候隔的时间长点，也会两个月写一次。这是我的精神支柱。

　　新京报：2008年的时候你已经减刑到了14年，其实再减几年，你也差不多可以出狱了？

　　何鹏：2009年7月的时候，我有一次减刑机会，要减两年零六个月。结果报上去，法院说我不认罪，这个减刑就没有批。

　　新京报：那个时候是不是很绝望，申诉没有结果，减刑又因为申诉被取消了？

　　何鹏：觉得无可奈何吧。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停止，因为已经看到希望了，我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这一年，有时候觉得马上就要出去了，有时候又没有任何动静了。太难熬了。

　　新京报：想过放弃吗？

　　何鹏：没有真正想过。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我其实非常坚定了。只是有时候觉得太对不起父母了。他们在外面受的很多委屈，怕我担心都不告诉我。但是我心里清楚。

　　新京报：父母起初一直为你做无罪申诉，2009年7月，他们写了一份有罪申诉，为什么会改变？

　　何鹏：法院要这样写的。为了让我出来，所以就按照法院的要求写。我父母从来没有认为我有罪。

　　新京报：1月12日，最终知道自己要出来了？

　　何鹏：我拿到最终裁定书，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终于要出来了。这一次，是真真正正的要出来了。

　　新京报：哭了吗？

　　何鹏：没有哭。我那天睡的很好。就像昨天，我也睡的很好，没醒过一次。我原来还以为会睡不着，没想到那么踏实。

　　没有罪，也不再后悔

　　新京报：律师认为，因农行系统将100万元打入你的账户，给了透支的机会，顶多是不当得利，打算为你做无罪申诉，你自己怎么考虑？

　　何鹏：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律师觉得，我这个案子判得过重，我应该是无罪的。但是，是否申诉，我还没有想好。

　　新京报：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无罪？

　　何鹏：我没有罪。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但是应该不至于牵涉到刑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犹豫要不要申诉？

　　何鹏：我担心会占用我太多的精力。我现在最想的是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孝敬父母。我现在还没想好，等慢慢再考虑一下吧。

　　新京报：会申请国家赔偿吗？

　　何鹏：有这个打算，但是也没有想好。我在狱里对外面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想慢慢熟悉一下外面的环境，再考虑申诉和赔偿的事情。

　　新京报：现在还常常会想起2001年那件事情吗？

　　何鹏：不想了。我只想现在和以后的事情。那个事情都已经出了，再想也只能是后悔。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既然命中注定，想了也没用。

　　新京报：这八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何鹏：脾气变了。以前，我的脾气有时候会失控。现在，脾气好多了，遇事都会想一想。

　　什么困难都能承受

　　新京报：今天一整天下来，什么样的感觉？

　　何鹏：觉得心情很复杂。见了很多亲戚，有的人，我都叫不上名字来了。我觉得挺愧疚的。也有之前的同学来看我，他们都成家立业了。如果我没有进去，应该也和他们一样吧。这八年，真是改变了很多东西。

　　新京报：在监狱里有没有做梦梦到出来后的情景？

　　何鹏：我经常梦见自己又上大学了。还是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在梦里觉得上学的感觉真好。

　　新京报：以后还会有上学的打算吗？

　　何鹏：没有了。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只能边工作边学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

　　何鹏：在监狱里天天想。但是也没有想出什么来。想过做小生意，但是现在家里的条件也不允许。这一年多我的工作是生产电池，这些手艺到外面好像也用不上。

　　现在就是想找份工作，只要有人要我，给我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会踏踏实实的做好。

　　新京报：有没有担心，之前的经历会影响你找工作？

　　何鹏：我不管了。如果有人因为这个不要我，我就换一家，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新京报：担心不担心会遇到各种困难？

　　何鹏：担心也有。我2001年就入狱了，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呆过，对社会也没有什么了解。我只能是向周围的朋友了解一下这个社会。不过，我想在监狱里那么难的八年我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东西能难住我呢。我觉得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能承受了。

　　新京报：开始找工作了吗？

　　何鹏：我想先在家呆几天，调整一下心情，再找工作。和父母聊聊天，让他们把受的委屈都讲给我听。然后，他们以后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家里的负债我来还，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过好日子。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最终的改判是什么原因？

　　何鹏：我觉得一个是媒体的推动，如果没有媒体，我这个案子最终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特别想向所有关心我的媒体、律师和其他朋友说声谢谢。另外一个，就是我父母的坚持，没有他们的坚持，我也走不到这一步。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