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星光：重温台湾反殖民文学

　　如今在台湾一般的书店，要找到他们的作品并不容易，连他们的名字也已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然而，回顾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以他们为代表的台湾优秀作家闪耀的民族精神之光，应当被重温，被纪念。

　　记者在新竹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吕正惠等学者的“带领”下，“找”到了那长达半世纪的时代暗夜里，台湾最亮的文学“星光”。

　　赖和：“台湾的鲁迅”

　　赖和，台湾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台湾被清廷割让日本。

　　台北医学校毕业后，赖和就职于嘉义医院，因无法容忍日本医生和台湾医生间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乡开设“赖和医院”。1918年，赖和前往厦门，供职于鼓浪屿上的博爱医院。在大陆期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台，参与领导台湾文学改造。

　　1925年，赖和发表白话文处女作《无题》，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台湾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斗闹热》，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期。

　　发轫于19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斗争和思想启蒙运动，而赖和正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与主导者，加上他的医师身份，因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

　　赖和留下的宝贵文学财富，体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诸多方面，许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是日据时代台湾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贯穿他所有文学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说为主，他用朴实的文笔控诉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种种歧视、剥削与压迫，希望唤起被殖民者的觉醒与反抗。”吕正惠说。

　　吕正惠认为，赖和1932年发表的小说《丰作》“是掌握时代脉搏、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据时代的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小说讲述了农民在甘蔗收成好时却蒙受重大损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会社对台湾农民的经济压榨及其本质——“《丰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剥削是结构性的，即任何被统治的台湾人都逃不了被压迫的命运”。

　　赖和是为民代言的作家，始终关切底层台湾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惨淡的现实。除小说之外，他留下的诗句同样投射出正义的光芒。其创作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最长的一首诗《南国哀歌》，为纪念雾社抗日起义所写，揭发、谴责殖民者以先进武器屠杀少数民族同胞。

　　“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须为着子孙斗争”，行行充满力量的诗句如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赖和曾两次被捕入狱。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狱，次年1月病重出狱，一年后逝世，年不过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写作，始终保持坚定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未能看到台湾光复，但他以诗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杨逵：把牢坐穿的“文学硬汉”

　　杨逵，1906年生于台南，1924年赴日留学，1927年返台参加组织农民运动，曾任“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他1935年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月刊由于登载许多抗日文学作品，于1937年遭日本殖民当局查禁。杨逵数次被捕，在日据时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台湾发生西来庵武装抗日事件，被捕台胞多达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处死刑。年幼的杨逵亲睹日军镇压起义的炮车从家门口经过，心灵被强烈震撼。较大后，他读到日本人所写的《台湾匪志》，其中包括对这一事件的歪曲记载，杨逵的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

　　后来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型态抗议，自然就成了我所最关心的主题。”

　　“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抗日作家。”吕正惠这样评价杨逵先生。而有关研究还指出：“杨逵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民、爱国意识，对台湾的抗日运动有着极深的影响。最后一次出狱后，他经营‘首阳农场’，‘首阳’二字取自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意，以示绝不向入侵的统治者屈服的精神，爱国情操令人感叹。”

　　1932年至1934年，杨逵创作了第一部小说《送报伕》。“以简洁而有力的情节，表现了台湾中下层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走投无路的情景。”吕正惠说，小说主角出身自耕农家庭，家境原本还算稳定，但因为受到日本制糖会社压榨，土地被强迫低价征收，父亲被打伤病死，主角远赴日本寻找出路，在东京当送报伕时又被老板欺骗、剥削。在日本无产阶级友人的协助和启蒙之下，他终于意识到被压迫者应当团结在一起，于是决定返回台湾，与家乡受苦受难的民众共同奋斗。

　　吕正惠说，杨逵在日期间受到左翼思想影响，这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本地的封建势力联手压迫农民指明出来，作品的政治认识比《送报伕》更加深刻。

　　“杨逵具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锐的现实感受，他的创作总是希望掌握时代与社会的大关键，一针见血地指点出来。”吕正惠说。

　　杨逵1950年代创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台湾为背景。剧中，主角林耕南对孩子说：“日本战败的话，台湾便可以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赶回去了吗？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们欺负，不要再受他们的气了。……要是每个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国家民族便会富强起来，国土一定不会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