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的喜剧梦：以"前店后厂"模式"生产"新人

2013年06月24日 13:51　来源：北京青年报　

　　27年前《少爷的磨难》片场，陈佩斯光脚奔跑在河南乡村的土路上，满地的土坷垃硌得他龇牙咧嘴，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却被他的窘相逗得前仰后合。从那时起他就明白了笑就是“用我的低姿态引发你的优越感”。从红透春晚的小品，到“父子系列”喜剧电影，再到舞台喜剧三部曲，陈佩斯用30年的时间不断摸索、检验自己的喜剧经验。研究和推广喜剧不仅是他的艺术之梦，更是父亲陈强一辈子的心愿。

　　从荧屏到舞台，“陈氏喜剧”是目前中国喜剧唯一敢称姓氏的一枝儿。历经两代人，虽不如日后的贺岁片票房惊人，也不如“麻花”时尚无厘头，但有过兵团经历、自称曾过着衣不蔽体的民工一样生活的陈佩斯，对于百姓疾苦不敢说有切肤之痛，至少也是隔靴之痛。他痛心电影票房怪圈，深感电视台版权意识淡薄，一怒之下作别春晚、远离世俗，潜心研习喜剧的内核与布局，转而在舞台为民生代言。

　　他曾远赴福建探究戏曲活化石与中国古典喜剧传统之间的渊源，创立“北京喜剧节”，开办“大道喜剧培训班”，改造世纪剧院小剧场力推新人驻演……同带着舞台喜剧全国巡演赚得盆满钵满相比，这些不仅没有利润，简直就是在制造亏空，而这恰恰是通往陈氏喜剧乌托邦不可或缺的站点。对他而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刚刚过世一年的父亲陈强的喜剧梦。

　　一件爱马仕T恤穿到褪色，一件出口转内销的毛衣穿了近20年，开着那辆开了七八年的桑塔纳2000救过不少出了车祸的路人，自己不穿还呼吁公众不穿羊绒衫，常年脚踩一双环保且舒适的同款黑布鞋，住在山上回城时还会将不可降解的垃圾带回。虽然陈佩斯常常是在舞台一露头，观众席早已笑成一片，但生活中的他不仅不搞笑，性格还有些像《托儿》里的“一根筋”。

　　返京梦：为了曲线回京，原本喜欢地质的陈佩斯不得已去考文艺院团，不考就意味着回不来了

　　1969年，“生逢其时”地赶上了上山下乡的陈佩斯，在内蒙兵团一待就是4年。1972年，为了曲线回京，从小并不愿意其从事文艺的父亲陈强带着陈佩斯开始投考部队文艺院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总政话剧团、八一电影制片厂。并非每一个考官都看到了这个长相并不“高大全”的年轻人日后的潜力，最终只有八一厂录取了他。

　　在内蒙兵团的那4年，就是在沙漠里干农活，那时叫“营建”，为了生存，种地、盖房子，杂七杂八什么都干。小时候家里不想让我们三个孩子干文艺，根本没这个准备，但到了1972年不得已去考文艺院团，不考就意味着回不来了。

　　小时候自己对表演压根儿没有概念，我感兴趣的是地质，看很多地质地矿方面的书。那时，煤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奇妙的地方，没事就到煤堆里翻不一样的石头。铜矿石、铁矿石、水晶石、方铅矿石，家里攒了一大堆，一直留到“文革”才扔了。除了扒煤堆，就是看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这些嗜好都与表演不搭界。考上八一厂后，由于形象所限，我都是从匪兵、小流氓这样的反派人物开始演起。后来有幸参演轰动一时的军旅戏剧《万水千山》的舞台艺术片，不过也是跑龙套。直到1979年被父亲拉着参演了《瞧这一家子》，才开始真正接触喜剧。

　　市场梦：“走穴”最勤的时间也正是陈佩斯在央视春晚大红大紫的阶段，他的所有作品都经过了真正的舞台检验

　　从被父亲领进门没费太大气力便在电影领域游刃有余，到在舞台磕磕碰碰从头再来；从体制内到民营，陈佩斯成了文化市场生态渐进的亲历者。成也市场、败也市场，陈佩斯们成了被丢进市场的第一批演员，作为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体制转型的阵痛。

　　电影创作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投资、回收、宣传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创作过程极其不纯粹，甚至会把人的精力耗尽。那时的电影票房多少都是“零”，电影改革就是一句空话，有价票证根本没有在法律上确立其地位。直到今天，电影票房数字仍旧是不真实的。而舞台无论受众还是票房尽管不多，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唯一的不和谐音是近几年有些只投资不卖票的豪华大制作，一定程度破坏了市场。反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初期时，一切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

　　1982年真正开始有了“走穴”的概念，那时我和老茂(朱时茂)从一场5块钱开始“走”起，半个小时俩节目，我们俗称“30分钟两块活”。5块钱是什么概念，那时当兵一个月是50块钱。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们在哈尔滨一晚上演了7场，就是在电影院电影放映前跑场子，节目就是后来被很多人搬演了几十年的“考演员”。一晚上挣了350块，可以买一台冰箱。但回来就被人告了，钱也上交了，理由是军人怎么能这样！那时社会对经济利益是嗤之以鼻的。

　　一边是市场需求的饥渴，一边是大家对商业行为的不认同，这种畸形怪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父亲对我的做法并没有谴责，在他看来，市场行为必须得到尊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他还被一些老同志攻击。

　　“走穴”最勤的那段时间，也正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央视春晚大红大紫的阶段。《主角与配角》、《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等之所以被观众认为不可超越，是因为经过反复的舞台磨合与检验是近年来为春晚量身定做、闭门造车式的小品无法相比的。而对于陈佩斯，检验作品的除了舞台，还有中国喜剧界一直模糊和被轻视的理论梳理。

　　那段时间的所有作品都是经过真正的舞台检验的，最差也是要经过试演的，磨合很长时间后才会拿到春晚上去。那时春节前各地的活动很多，小到厂矿，大到党政机关，我们都是冲着人情面子去演出，常常回报就是一本挂历。有一次我们慰问八宝山殡葬行业职工，把参加春晚的很多演员都拉去了，就在一号告别室演了一场，吹拉弹唱什么都有，估计那是告别室第一次传出笑声。

　　虽然舞台是检验作品的唯一途径，但我也是近些年才认识到需要检视的还有多年来对于理论的漠视。之前我一直是从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作品中寻找喜剧的源头，但其实在南宋的戏文中，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有了科学完整的喜剧手段和方法，从年代上看比莎士比亚还要早。几年前我专程去了福建，古老的梨园戏看得我热血沸腾，上千年的喜剧历史足以让我们从中找到可借鉴的套路。

　　电影梦：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中国喜剧电影中，“父子系列”确实给观众带来了浅层的笑声

　　如果说陈佩斯从反派开始演起是形象所限，父亲陈强更是如此，天生一个大鼻子在他去世时仍被称作“‘大反派’人生谢幕”。但在三个孩子中最像父亲的陈佩斯看来，老人家一直就有喜剧理想。后来在多部父子联手的喜剧电影中，两人不可缺少的便是“打”。各种形态的打虽然是比较初级的喜剧包袱，但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中国喜剧电影中，确实给观众带来了浅层的笑声。

　　当年父亲在电影学院进修时就排过莎翁经典喜剧《第十二夜》，他演其中一直觊觎主人家小姐美貌的管家马伏里奥，后来的电影《魔术师奇遇》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喜剧色彩。从1979年第一次和父亲一起演的《瞧这一家子》开始，《父与子》、《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我们在多部电影中尝试展示北京市民的父子关系。不过那时似乎在国人心中，父子关系中打才是最亲的，所以那时的电影中动不动就打两下。

　　从父亲发起并推动的“天生我材”系列，到《爷俩开歌厅》开始以我为主，父亲认定我能演喜剧，但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是为什么。从电影到小品，我们逐渐摸索到了一些喜剧的方法，但都是些小套路，对于大的结构方式一直很模糊，到高潮时往往推不上去。

　　可以说1997年以前我们做的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在结构上都不成功，基本是靠小片段支撑。那时拍戏，常常拍到一半发现错了，但也只能将错就错。彻底明白这样不行后，我们决定不拍了。

　　舞台梦：直至《阳台》，陈佩斯的舞台喜剧三部曲在最后一部真正完成了从单纯抖包袱到结构喜剧的过渡

　　从《托儿》到《亲戚朋友好算账》，直至《阳台》，陈佩斯的舞台喜剧三部曲在最后一部真正完成了从单纯抖包袱到结构喜剧的过渡，俏皮犀利的语言、严谨精确的结构，在笑声中触痛着某些人的软肋。花费4年时间创作的《阳台》，陈佩斯曾因题材太过敏感能否被接受而心存疑虑。但这出并非出于商业目的的喜剧，是源于他心中的不平，正所谓不平则鸣。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的号召下，我在京郊承包了荒山，其实要做的就是把这片地看管好，因为土地本身就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对于环境的关注源于我内蒙兵团的经历，那里当时的条件很恶劣，完全是沙漠和戈壁，我在那里待了4年，就没吃饱过饭，整天黄沙蔽日，但实际那块地方在汉朝时还是水草丰美的乐土。

　　在京郊的荒山上，我睡土炕，吃自己种的作物，上厕所出门就能解决，与翠绿和鸟鸣相伴，《阳台》就是我一个人在山上写出来的。

　　最初我对这个戏的题材很担心，原因是像剧中侯处长一样的处长、局长可能会不愉快。但写这个戏完全是出于我自己对当下诸多社会怪现状的痛心。再后来我希望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不仅仅局限在民生领域，于是川语版《阳台》是为了扶持极具潜力的“喜剧川军”，低价出让版权的滇语版是为了用低票价战胜赠票体系，而零版权赠予上海戏剧学院则是为了与更多的学生分享我的喜剧经验……

　　喜剧梦：陈佩斯以“前店后厂”模式“生产”喜剧新人，延续父亲的喜剧理想

　　陈氏舞台喜剧不愁票房早有口碑，但陈佩斯却在邀约不断之时果断放弃了巡演即有钞票入账的简单盈利模式，开始尝试以青春版《阳台》和大道喜剧培训班的“前店后厂”模式“生产”喜剧新人。别人驻场是为了扭转票房仅仅为剧场打工的现象，而陈佩斯所做的一切则是为延续去年去世的父亲陈强的喜剧理想。

　　300个座位的小剧场，最高票价也不过百元，每场即便满座也只能是收支持平。所以“大道喜剧院”不为挣钱，它既是我自己喜剧理念的传承，也是我父亲喜剧理想的延续。而喜剧艺术节也并非我想拉帮结派，更不是以我为主，只是想为喜剧同行提供一个非营利的碰撞和交流的舞台。

　　第一期大道喜剧培训班举办期间父亲去世，处理完后事我就去上课了，有几堂课的讲稿是在父亲的病床前准备的。研究和推广喜剧也是父亲一辈子的心愿。

　　我的喜剧生涯到现在正好30年，但是前18年就是盲人摸象的状态，虽然也是轰轰烈烈，但其实都是在寻找方法，近12年这层窗户纸才算是被捅破。过去是在想方设法地抖包袱，却忽略了箭该往哪里射。明白了问题的根本后，我自己对于喜剧理论的总结就是从人类的笑的行为开始的。于是在给学生讲课时，我就是想追本溯源到骨髓——人类为什么会发笑永远是第一课。其实我想为学生剖析的是：从笑的行为本身过渡到喜剧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悲情内核的喜剧理论。笑的行为本身就是因为有差势的存在，大到一个戏剧，小到一个噱头无不如此。

　　1986年我拍《少爷的磨难》时，在河南乡村的土路上光着脚奔跑，满地的土坷垃硌得我龇牙咧嘴，可围观看热闹的上万人却被我的窘相逗得前仰后合。当时我心里特难受，但也正是从这个细节我明白了笑就是用我的低姿态引发你的优越感。

　　在以前我和老茂的很多小品中，比如吃面、烤羊肉串，其实中间就蕴含着这样的喜剧理念，但那时还没有总结出这样的理论，于是就从外部解释成了“喜剧就是有人倒霉就行”。而眼下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我就是用经过舞台检验的喜剧方法来尝试以前被我认为喜剧并不适用的电视剧长集。

　　文/本报记者郭佳

　　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

　　陈佩斯喜剧梦大事记

　　1979年，陈佩斯与父亲陈强一同参演电影《瞧这一家子》，正式进军喜剧。

　　1984年，陈佩斯、朱时茂携《吃面条》首登央视春晚，一炮而红。

　　1986年，从喜剧电影《天生我材必有用》开始，陈佩斯与父亲陈强开创了中国喜剧电影的“陈氏时代”。

　　1994年，陈佩斯自导自演第一部喜剧电视剧长集《飞来横福》。

　　1998年，因与央视的维权官司一怒之下告别春晚。

　　2001年，推出首部舞台喜剧《托儿》，在全国巡演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

　　2005年，民生喜剧《阳台》问世，全国巡演169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