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我能做成点事，是天时、地利、人和

　　电视节目制作人常被人称作“幕后英雄”，捧红了明星，贡献了自己。可一直在幕后的王伟忠却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综艺教父”，经常被请到台前，他所代言的广告在台湾随处可见。最近，王伟忠担任《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两档热门节目的评委，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位率性、认真、幽默的创意大师。

　　展现天赋

　　生于台湾嘉义市眷村的王伟忠，能说一口正宗的京片子，他的父母皆生于北京。母亲孙绍琴大有来头，家族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流氓军阀——盗过慈禧太后墓的孙殿英，按辈份算是王伟忠的姥爷辈。王伟忠因此给自己的火爆脾气找到“正当性”——有个军阀出身的姥爷，发点脾气有什么了不得？

　　18岁时，王伟忠考上大学就离开了眷村，但把朋友当家人、重感情、像个老大哥那样照顾人等“眷村品质”一直都没丢。

　　1979年，王伟忠正在大学新闻系读大四。当时电视台正好开始实行“制播分离”，可以委托公司制作电视节目，而整个台湾地区的制作公司只有两家：丽群影视和金氏公司。王伟忠怀揣勇气与梦想，进入丽群影视半工半读。当时他的老师江吉雄正在帮这家公司策划歌唱节目《综艺100》，王伟忠也参与其中。

　　虽只是个毛头小子，王伟忠却充分展现了天赋。他在《综艺100》中设计了短剧单元，还给主持人张小燕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造型，让她坐在太空舱里，穿着飞碟装，头上有一支天线，那句经典的开场白“搭啦哩搭啦，我是易百拉”，至今让台湾的“60后”难忘。这些新鲜元素让《综艺100》创下了高收视率。

　　在这之后，王伟忠仿佛在攻占山头，每策划一个节目，就必定是前人从未想到的。1986年开播的《连环泡》，用做娱乐节目的方式来做社会新闻，变枯燥为有趣。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脍炙人口的《嘎嘎呜啦啦》，真人主持人与人偶小伙伴孙小毛，以及大猩猩、河马等玩偶同台演出，拿下纽约电视奖儿童节目的银牌。

　　转换跑道

　　王伟忠曾说过一句名言：顺着天赋做事，才会成功。当电视节目做到一定程度，思路灵活的他意识到自己富有感情的声音很有卖点，决定转换跑道。1995年，他创立“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不仅亲自主持节目，也负责整个频道的节目策划。这个小电台爆发力十足，不久就让台湾地区的广播媒体重新洗牌。王伟忠也凭借其所主持的《台北什么都有》，拿到台湾地区广播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奖。

　　上世纪90年代末，王伟忠在制作节目之外开始了经纪事业，吸引了很多艺人投靠，包括大小S徐熙媛、徐熙娣姐妹，“黑人”陈建州及陈汉典等。手上有了艺人资源后，王伟忠也知人善任，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康熙来了》、《我爱黑涩会》等娱乐节目。

　　王伟忠的火爆脾气在台湾演艺圈非常有名，许多台湾大牌艺人都曾被他骂过。人们说，他的狮吼能让摄影棚像地震一样晃动，被骂的人会脑部缺氧想要昏倒。据《康熙来了》制作人回忆，有一次，王伟忠看到节目上的题目被换掉了，立刻抓狂，边揪头发边吼：“谁弄的？搞什么东西！搞什么……”摄影棚里的人一个一个赶紧溜走，深怕被他逮到。

　　近几年，王伟忠的创作主题似乎回到了儿时生长的眷村。他拍摄过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回忆自己母亲在眷村的生活点滴；制作了《光阴的故事》，刻画眷村文化；还与戏剧家赖声川一起策划了舞台剧《宝岛一村》，将台湾的“眷村传奇”延伸到全球华人社会。

　　对话王伟忠

　　习惯塑造一个人的个性

　　记者：你经常说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王伟忠：我进入电视圈时，台湾的经济刚好起飞，文化一片蓬勃生机。音乐有滚石、飞碟，舞台剧方面有赖声川、李国修，电影方面也人才济济。我能做成点事，是天时、地利、人和。

　　记者：你以制作原创节目而为人称道，这些创意从哪里来的？

　　王伟忠：都是小时候的习惯所影响吧。我觉得习惯会塑造一个人的个性。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看完电影《辛巴达历险记》后，我们就把妈妈的锅铲拿过来，把后面绑一绑当剑使，家里的锅盖全被打得乱七八糟。看了电影《隐形人》，就把自己缠得像隐形人一样。因为你没有玩具，就自己制造玩具，这就是创意本身，然后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什么东西都去想自己应该怎么做。

　　记者：你做的一些节目将娱乐和新闻结合，在当时的台湾，这是很大胆的，怎么能顺利播出？

　　王伟忠：我妈常跟我说：“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笑)还是要跟领导搞好关系，我的节目能播出，电视台总经理点头是最大因素。但搞好关系绝对不是拍马屁。我很勤快，几乎24小时在摄影棚，总经理早上上班看到我，晚上值班还看到我。我很懂礼貌，又能说会道，他们就开一扇小窗让我发挥。

　　记者：得到的成功和赞许越多，会不会就越难突破自我？

　　王伟忠：这是个好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想如何突破自己。小时候我家很穷，一无所有。年轻人最棒的就是一无所有，不怕丢面子。你敢把自己投进去，所以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因为我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比较敢冲，碰到挫折时也还算乐观。其次，我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个性，到现在我还会想，如何用我的人脉、能力去做一些另类的东西。

　　以我这个年纪，你说我是“娱乐教父”、“电视教父”、“创意大师”或“造型大师”，这些对我来讲，都已不重要了。我在20多岁就是一个好制作人，现在都快60岁了，我真的不在乎这些。

　　记者：新媒体对你的影响大吗？

　　王伟忠：对我们这辈人来讲，现在碰到新媒体时代也挺幸运，不知道结局但至少体验了开头。我觉得“e世代”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大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看电视，到处都是看手机、平板电脑的。现在MV(音乐电视)行业已经有10多岁的导演出来，以后大家的信息是平的，世界也是平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比什么呢？只有靠特性，作品要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才能跳出来。

　　记者：你前几天发了一篇微博，说一个人一辈子总会被爱情、朋友背叛，但自己不能背叛自己，要找到自我。你觉得如何才能找到自我呢？

　　王伟忠：我觉得人还是要回到初衷。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孑然一身来到这世界上。有人说，“如果你现在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掉，还能继续工作，而且还做得不错，你才是真的成功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背叛自己。我把我的本性发挥到极致就好了，不见得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高的手势)，但我可以做到这样子(比了一个宽的手势)。

　　鼓励自创性节目是必然的发展过程

　　记者：为何会担任《中国梦之声》和《中国达人秀》的梦想导师？

　　王伟忠：第一，人家来找我，利人利己的事我都会做。第二，我觉得台湾地区的节目已经走到瓶颈。第三，很多台湾艺人会去大陆表演，可对我来讲，这个事还没做过。是好是坏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更想知道那个环境我适不适合？我可不可以直接跟这里的电视台、观众、艺人沟通？我想试试水温。做完这两次评审后，我也不会做了。

　　记者：《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等，似乎没有什么原创类。就你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创意难在哪儿？

　　王伟忠：我觉得现在电视竞争激烈，既要收视率，也要节目的正能量，不仅要叫好，还要叫座，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不敢去做新节目，说你们去试试看。所以如果国外节目已经很成功了，他们就买来版权。这是一个又稳定又正确的做法，就是花钱嘛。广告费又可以支持这样花钱，所以就继续买。

　　记者：这类节目快要泛滥成灾了。

　　王伟忠：所以开始鼓励自创性节目，这是必然的发展过程。当年台湾做综艺节目，没有向国外取经这样的过程，可是现在，台湾地区的节目也一样变得一窝蜂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前在台湾，抄别人的节目形态，还会修理你，可是现在不是，我们做《康熙来了》，就有一堆同类型的节目，而我们现在都没有精力去管这样的事情了。

　　记者：以你的了解，你认为目前电视节目最缺的是什么？

　　王伟忠：我觉得现在似乎缺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好节目能陪人成长，媒体人应该要有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想法，还是要用自己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创作，来观察社会的变化。此外，我觉得应该跟国际比较，做一些节目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真的很厉害，把自己的位置拉到国际上去，至少要有一个节目可以拉到这种高度。

　　○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2期 封思倩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