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评：电影应该反哺戏曲

　　4月13日，一部名为《血彩》的电影上映，它以我省四大梆子之一蒲剧中的“血彩”绝技为题材，勾连起一个悬疑惊悚的故事。电影还没来得及看，但由此却想起很多。

　　戏曲和电影其实是很有缘分的。1905年，丰泰照相馆给京剧泰斗、同光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拍摄了传统经典剧目《定军山》片段，那是我国第一部电影。随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也应邀拍摄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再往后，1948年，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依然是京剧舞台电影，甚至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戏曲电影。而就我省来说，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戏剧纪录片，我省的名角儿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等因此留下了晋剧经典《打金枝》，彼时，距山西电影厂成立还有三年。

　　电影史上种种第一，都和戏曲有关，表明这并非偶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当时，电影是种新生事物，虽然一度被称为“文明戏”，带着几分舶来的洋气，但在民间的娱乐选择中，毕竟还是不如流行几百年的戏曲，名角儿们的号召力比如今的影视一线明星还要大。谭鑫培、四大名旦等自不必说，就是在我省，无论城市乡野，“说书红”（高书翰）、“果子红”（丁果仙）等人大名响彻三晋，“宁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嗨嗨嗨’”，这样的俗语为戏曲名角儿的号召力做着有力佐证。因此，电影想争得一席之地，搭戏曲这条线，傍戏曲的大腿，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无怪乎中国最早期的电影演员大部分都来自戏曲界。

　　中国电影诞生8年后的1913年，中国第一部原创故事影片《难夫难妻》上映，可以看作是电影意图脱离戏曲影响的尝试，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阮玲玉的出现，电影界才有了第一位堪与戏曲名角儿相抗衡的明星。不过戏曲界的大腕在民众中的地位也丝毫不见降低。1931年，青帮大亨杜月笙为庆祝其宗祠落成，几乎请齐所有京剧名角儿（余叔岩有病没去，盖叫天从不唱堂会），前后三天，被称为“古今第一堂会”——上海当时被称为摩登都市最为新潮，社会上头面人物办宴席，居然也没说要放三天电影啊。

　　然而，从一个大的历史维度看，那件事可以称作戏曲最后的辉煌了。自那以后，电影的发展一直在挤压着戏曲的生存空间，再后来是广播、电视一直到如今网络的兴起，戏曲渐渐从城市退出，成为一种“陈旧”“乡土”的娱乐方式，到现在，即使是在农村，戏班子也没原来那么常见了。于是，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种，都被列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既云“遗产”，便意味着史料的价值要更大一些了。所有还在从事戏曲工作的人，想来都不会甘心。

　　电影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如今市场重新火热起来，去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217亿元，今年第一季度，总票房已经达到67亿元，再创新纪录指日可待，即使众口一词认为艺术水准很低的某些电影，也许有噱头，也许有大明星参演，票房破亿似乎也如反掌。如此，电影应该感念它初期发展的时候，戏剧对它的提携之功，在如今戏剧不太景气的时候，为戏剧的复兴做些事情。

　　戏剧不景气，根本原因可以说是时代使然，戏剧的好作品、好演员还是不少。一部新作出来，看过的人都说好，只是更多的人看不上，也缺乏直观形象的渠道了解而已，尤其是最为宝贵的年轻观众，对戏剧的误会不浅，还没看就怀疑自己看不懂，不爱看，更愿意去看一场爆米花电影。所以电影能为戏剧做的，就是用它更现代的表现手法，更直观的呈现方式，为戏剧做做宣传，至少能让年轻的观众对戏剧熟悉起来吧。无论如何，进影院的比进戏院的多，写一万篇文章也比不上几个画面印象来得深刻。

　　当然，电影与戏曲的联姻，一直以来就有。1993年，取材自京剧的《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1995年，取材自川剧的《变脸》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2001年，取材自昆曲的《游园惊梦》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可是，这些电影，戏曲在其中或者仅仅提供一种背景，或者是电影人要从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说到底，还是电影在向戏剧索取，基本上没有主动服务的意识。

　　前几天，中央六台播过一部电影，名叫《铁枪金喉》，取材自粤剧，既展现了粤剧的绝活，也道出了戏剧人在今时今日的窘迫和坚守，这才是我所说的“主动服务”。艺术呈现的选择当然并不只是这一种，但电影人如果要“报答”戏剧，还是应以戏剧为核心元素才好。

　　需要说明的是，希望电影反哺戏剧，事实上并非是一种“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德要求，电影自身何尝不需要突破？曾几何时，“功夫”是中国电影向外推介的一张最亮名片，但“至今已觉不新鲜”，同样是悠久的国粹，同样有炫目的技艺，同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高人奇事素材，戏剧缘何不能成为中国电影的第二张名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