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拍摄时间紧 郑晓龙自认及格就不错(图)

　　电视剧《红高粱》在北京卫视收视飘红，导演郑晓龙昨日在接受采访时称，收视率高固然是好，“但是我并不认为收视率好就一定是好。还要看品质，重播率高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郑晓龙坦言，其实对收视率预期并不是太高，因为这部剧“拍得特别紧张”，准备时间短，拍摄周期短，“从剧本到拍摄，能够及格，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说大家能这么喜欢，我特别高兴。”和自己前两年的人气剧《甄嬛传》相比，郑晓龙说，很难比较哪个更好，“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很难说是哪个超越哪个。”

　　记者：据说筹备这部剧时您并不看好周迅来演九儿。

　　郑晓龙：别人在给我推荐周迅之前，我觉得她可能不拍电视剧了，她一直都拍电影，而且越走越高。她当然能演九儿，只是她愿意不愿意演，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没敢想这个事。后来我仔细一想，她身上还真有那股子力量，很有灵气。再后来，我跟周迅见了一次面，在昆仑饭店一块吃饭，然后我们就谈这个剧，谈拍摄，她说着说着高兴了，我们吃日餐，她坐着，突然就躺那了，就特别真实，特别性情，特别本真，我觉得九儿就是这么一个人，随性一点，又敢爱敢恨，她有那种生命力的张扬。

　　记者：能解读一下电视剧秉承了莫言先生原著哪些精神内核吗？

　　郑晓龙：这个故事不管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就是讲人的生命力，最原始的张扬。九儿、余占鳌的那种生命力，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力，是他们在山东这片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这种生命力得到了升华和张扬。这个剧不阴柔、不那么低沉，是张扬的、有力量的。莫言笔下的《红高粱》赞美了“人”、“山东人”，人的生命力，是一种对“人性”的赞美。我觉得剧版《红高粱》表达出了莫言小说里这种力量，包括那个时代的人们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记者：我们了解到，去年开机时为抢高粱成熟周期，筹拍时间很紧，以至于剧本只能边拍边改，开机前您的心情好像也很焦虑，觉得“枪顶脑门儿上了”，只能咬紧牙关干。您的压力的确这么大吗？

　　郑晓龙：压力挺大的。实话说，我在筹备的那段时间打过退堂鼓。7月份筹备，9月份要开拍。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赶拍一部大制作，有点儿不符合创作规律。所以当时萌生过退意。不过后来和团队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我想何不挑战自己一次呢。我在开机前八九天到了高密，白天去看景，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晚上回到住处还要修改剧本，连着3个晚上没合眼，整夜没睡觉。就即便是这样紧张的准备，在刚开拍的那段时间里，还是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剧本里还有很多逻辑上的问题没有捋顺，人物关系也有不妥。

　　记者：电影版《红高粱》堪称经典，电视剧中颠轿、野合这两场戏是对它的一种致敬吗？

　　郑晓龙：电影版《红高粱》确实在当年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它是“文革”以后，文艺复兴的一个小标志。《红高粱》之前，电影的拍法都不是这样的，那会儿电影是为政治服务，而这部小说和电影是从人文、人性的高度，从人的本源开始讲故事，所以首先它的精神高度在中国原来的电影当中就是没有的。拍这个电影，张艺谋导演很注重电影影像的设计，一些很精彩的段落在当时家喻户晓，比如说颠轿、野合等等。再加上姜文、巩俐等几个优秀的演员正年轻，是最有生命力和创作热情的时候，所以说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这部影片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来我可以不要颠轿、野合这两场，但我觉得首先要致敬，野合、颠轿都是电影里面比较经典的场面，观众可能别的忘了，这个场面观众是忘不了，特别是野合。我觉得电视剧要保留这个，但不能完全是重复，电视剧要把一些情节、把一些人物关系放在这个场面、过程当中。

　　记者：“颠轿”拍出来的效果还满意吗？

　　郑晓龙：电影《红高粱》的“颠轿”部分拍得还是比较形式化的，电视剧里，除了形式化之外，还添加了点儿人物进去。这段戏主要是讲出嫁的九儿坐在轿子里，被杠子夫余占鳌等人调侃的剧情。余占鳌想通过“颠轿”的举动吓唬九儿。九儿的“犟”劲儿就上来了，说有本事你们就可劲儿的“颠”，就这两下子，姑奶奶我不怕，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能耐。这段戏主要表现九儿的“犟”。拍这场戏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那个轿子颠起来很费劲，小伙子们颠的很累。电影版里出现的那种轿子，在山东是没有的。拍这场戏前，我们备了两种轿子，其中一个轿子太沉，干脆就没法颠；另一个轿子采用更轻便的材料制作，要让演员们在颠的时候，有那种上下起伏的感觉，有弹力的效果，但是剧组当时很难找到有弹性的木头。所以最后只能靠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尽量展现出轿子上下颠动的效果出来。

　　本报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