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演员最终要听导演的，这是职业操守

　　郑晓龙

　　超越就是拍出新意，拍出有意思的故事

　　从《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金婚》，到《甄嬛传》、《红高粱》，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几乎每年一部，且每部都火。

　　在中国电视剧市场里，郑晓龙成了一个标签，一个传奇。11月1日，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郑晓龙的自我评价是“不是最好的导演，但是认真的导演”。这种认真，到了极致的地步——凡是郑晓龙作品中，当一个角色在一句话过后需要情绪反应时，演员必须将从全景到中景再到近景的表演，全部演一遍甚至好几遍。

　　“有人说好像一定是电影精致，电视剧就不精致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认识误区。”11月1日，郑晓龙向记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拍摄方法和理念。“很多好的电视剧，比电影要用心得多，精致得多，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最近的话题还是《红高粱》。关于这部剧在网络引出的种种话题，郑晓龙坦然而直接：“我对我的荣誉，只在乎自己怎么看，外人说的我不在意。”

　　没有好故事 电视剧没法拍

　　记者：《红高粱》播出后，普遍的一个反应是，较电影相比，新剧少了土味儿，看起来更洋气，更精致，更像是一部年代偶像剧。

　　郑晓龙：每一个导演的想法都不一样。在《红高粱》电影拍摄的那个时代，可能更需要土味儿的东西，而且那时候，土味儿浓郁，观众也更能接受。

　　到了现在，我很怀疑观众的审美需求，能否接受这样的土味儿。南方观众尤其不看。这是一方面。

　　另外，每个导演因为从小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对环境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艺谋，他是陕西人，可能对土味儿更有感觉，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对土味儿感应不是很强烈。还有就是，电影的形式感很强，这也是张艺谋导演的需要。所以，小说《红高粱》虽然讲的是山东高密县的事，但艺谋会将电影搬到黄土高原上去拍。而我，则是想追求山东高密县原汁原味的这么一种东西。

　　记者：此前，你曾说过，如果没有赵冬苓的剧本，你从未想过重拍《红高粱》。那么，编剧赵冬苓的剧本，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郑晓龙：其实，要我说，这本剧本更接近于莫言的原小说。电视剧必须要讲故事，有内容。电影只能拍一个长故事中的其中一小部分，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在决定拍这个剧之前，我基本没有打算接手《红高粱》。因为电视剧要拍更多的情节和故事。直到他们拿出编剧赵冬苓的剧本，我决定拍了——因为冬苓把更多的人物、情节勾连起来了，形成了更丰满的故事，这给了一个导演拍好一部电视剧的基本条件，要没这些东西，再好的原著，也没法拍啊。

　　演员最终要听导演的

　　这是职业操守

　　记者：周迅在片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周迅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其他演员的表演被忽略，或被削弱？

　　郑晓龙：你会光看周迅吗？没有一个片子只会突出一个演员。这是不可能的。周迅当然非常好。我希望每个演员都出彩，但一部好片子，必须整体都好才行。首先故事要好，然后演员好、制作好，包括镜头、声音、音乐等等都要好。作为一个导演，他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而不是某一个演员。

　　记者：从周迅的表演来看，她所塑造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原著里的九儿，不再是一个小县城里的女子了，而是带着浓重的周迅个人气质——更时尚，果敢，独立。她的表演似乎有点过于突出。这是你的安排吗？在与大腕儿明星合作时，有过双方意见不合的时候吗？

　　郑晓龙：恐怕有她演出来的，也有我要求的。不过，在我所拍摄的剧里，没有出现过任何把控困难的问题。这有什么？我跟很多明星合作，姜文、张国立、蒋雯丽、孙俪等等，都非常愉快。

　　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表演意愿时，我们会商量，导演当然必须要征询演员意见，但有一条，演员最终要听导演的。这是一个演员的职业操守。

　　记者：你作为国内最顶尖的电视剧导演，当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在其他剧组里，明星坚持己见或不断提出表演意见的情况时有出现。

　　郑晓龙：我才不是最顶尖的导演。不过，我至少是一个能够说服演员的导演。有的导演，他说服不了演员，他对剧本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对现代影视剧的现状没有清醒地认识，本身就没有能力把控全局，那他只能面临你说的那种情况。

　　演员如果听了你的意见后，发现可以更好地创作，干吗不听啊？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直到现在，还没出现跟我唱反调的演员。

　　不能要求每一部片子

　　都必须大热

　　记者：你有没有担心过，《红高粱》不会达到预期中的大热？

　　郑晓龙：我真的没关心过。什么样的情形才叫“大热”？就好像《甄嬛传》刚开始在选演员时，网上就一片骂声，后来播出后，仍然有各种声音。现在的社会信息这么发达，人们表达情绪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要能听得进去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不讲道理的意见。再说，我通常不上网。所以说，网上说好，说坏，我也看不着，网友爱说什么说什么。

　　记者：在你的执导生涯中，大部分电视剧口碑和收视率齐佳。不过，也有极少的几部，似乎与人们的预期有所偏差。比如《新编辑部故事》。

　　郑晓龙：我说句实在话，你们怎么能要求一个导演每一部片子、每一部剧都必须大火呢？没有好的收视率，大家就板砖齐飞，但是，一部剧没火，这难道不应该吗？

　　再说，你们觉得《新编辑部故事》不好，那是你们觉得的，我可不觉得。我觉得它好着呢。那部剧是我的一种新创造，这部剧在北京的收视率没低过前五名，片中的喜剧样式，现在也成了很多综艺节目、电视剧集模仿的对象。而且你们认为《甄嬛传》多好，我也不觉得，那不是我最好的一部剧。《甄嬛传》只不过迎合了市场需求。

　　我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基督山伯爵》里有这么一句：“一个人的荣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自己怎么看。”所以，我对我的荣誉，只在乎自己怎么看，外人说的我不在意。

　　我其实最不享受做导演

　　太累

　　记者：你的每一部片子都受欢迎。在拍下一部新剧时，会不会因此而有压力，担心观众总是做比较，以至于总想超越自己？

　　郑晓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什么。说我是“认真”倒可以。每一个片子的题材总是不一样的。比如《甄嬛传》是我拍的第一部古装剧，如果《红高粱》算年代剧的话，也是我拍的第一部年代剧。很多片子，都是我没拍过的类型。这使我每拍下一部片子时，我都仍然有很强的新鲜感——我都会把生活中我没有过的经历和感受，放在这部片子里去，这就是我想做的。

　　超越？什么标准才是超越？怎么做？我觉得只要拍出新意来，拍出有意思的故事，就行了呗。

　　那些挣了更多的钱啊，有一部更火的电视剧啊，我觉得未必叫超越。那样做，就把超越的标准放得太单一，太现实了，太功利了。有人说，钱多，就是成功了，我才不觉得呢。

　　记者：那你觉得什么叫成功？

　　郑晓龙：比如说，做了一件好事，得到大家赞赏，是不是叫成功？一个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很猥琐，那也是一种成功；还有一种，认真地享受天伦之乐，和妻儿老小恬淡快乐地生活，那也叫成功。凭什么非得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成功啊？把成功的标准放低一点，幸福唾手可及。

　　记者：感觉你很享受自己的导演生活。这么多年，每年拍一部甚至两部剧，觉得累吗？

　　郑晓龙：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其实最不享受做导演。我就不爱干导演这事，我觉得特别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天天这么干，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完全违背劳动法，特别烦。每次开机前半个月甚至前一个月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沉重——我又开始拍一个片子了。可是一旦拍的时候，又没办法，我必须认真。

　　我享受的不是当导演，而是在完善剧本的时候，和剧组人员讨论剧本，改编剧本，那时候最有意思了。当产生的每个新的想法，让故事更完美，那种创造所带来的愉悦，才是真的享受。 　　□文/本报记者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