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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时期，间谍犹存，冷战阴影还在，但是它不再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而有了就事论事的可能

　　当间谍娱乐化

　　文/长平

　　方静的身份是央视主持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她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身份呢？或者说她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央视前主持人阿忆报料说：“那端庄大气的方静妹妹，为便于谋取军事情报外泄，申请去主持《防务新观察》，终于5月12日夜晚被捕。”这给舆论扔下了一个炸弹，立即成为热点新闻。随后，方静义正词严地辟谣，阿忆轻描淡写地道歉。又有敏感的人士指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炒作，策划者不是阿忆就是阿忆和方静两个人。理由是，他们都出名了。于是，在此事件中，阿忆的身份是什么(揭秘人还是策划者)，又成为一个疑问。

　　薛涌先生给身为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的阿忆上了一堂新闻课，说他没搞懂“泄密”“窃密”和“揭秘”等概念的含义。能够泄密的人，只能来自那些掌握着不该外泄的秘密的有关部门。而揭秘是记者的天职，记者搞到情报公之于众理所当然。薛涌举例说，美国目前有许多关于美军士兵在伊拉克虐囚的照片，总统已经决定不予公布。假如国防部官员将之泄露或出卖，就是泄密；假如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设法搞到这些照片，在报纸上发表，那就叫“揭秘”了。记者也有可能违法获取机密信息，那只能叫“窃密”。

　　这些概念的辨识非常有价值。但是我不得不说，薛涌先生是中西方媒体观念的毒害太深了。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中的理论区分。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中，有如下几个情况不可忽略：第一，记者的确有机会参加一些内部会议，而且受到和官员一样的纪律约束；第二，像央视这样的媒体，是国家部级机关，掌握的秘密级别不低；第三，像我等媒体人员，没有接受过揭秘的教育，但正而八经地学习过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保密知识，而且拿记者证时要考试，平时也可能被抽查。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有一些东西人所共知，也被定义为国家机密，如果泄露出去，就可能触犯刑律。如此一来，记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又成了一个疑问。

　　间谍的身份概念本身，也发生过很大变化。在我少年时期，间谍更普遍的称谓是“特务”，一个很吓人的词语。特务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身份隐蔽，行为诡秘，危害极大，于个人投毒暗杀，于国家颠覆政权。因此，对于特务，我们的内心充满了阶级仇恨。按照那个时候的教育模式，特务在身材形象和人品道德上也被竭力矮化。连环画中，他们总是斜眉吊眼， 佝偻着背，慌慌张张抱头鼠窜。

　　事情的变化是从收听敌台开始的。贴在街头的布告上，总有一些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判刑，但仍然无法阻止那种神秘的诱惑。我自己偷听敌台的经历非常无聊，一无所获。夜里十点左右，家人都已经安睡，空气寂静得嗡嗡作响。我把收音机放在枕上，贴住耳朵，拨动按钮，寻找波段。经过一阵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一个频道，听见一个温软的女声，不厌其烦地报代码。我只能猜想，每一个代码都是一个特务，他们正在接受任务。这个时候，我不由羡慕他们掌握了专业的交流技术，能够听得懂这些代码。这些神秘而危险的工作，对每一个少年来说都魅力无穷。

　　尽管如此，当我后来知道敌对双方都有可能互派特务，也就是说特务只是一个去道德化的职业时，还是惊讶得不行。很快，我就可以把潜伏在敌人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者和特务联系起来，并在称谓上进行区分。不过，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特务在我心目中也就有了新的形象。更多的时候，他们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或性感妖媚，乱送秋波。

　　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种地摊小报很流行。那上面有一些爱情故事，市井百态，笑话幽默，但最吸引我的是间谍故事。记得有一个情节是，某肥硕性感的苏联女间谍用无声手枪将瘦弱的男性对手干掉之后，一屁股坐在他的尸体上，翘起二郎腿来点上一支烟，和同事商量下一步计划。这个情景包含了阴谋、暴力和性等多种元素，其实就是把重大严肃的事件娱乐化。

　　文化作品和影视节目毫不客气地将间谍活动娱乐化，开始还拿一些国家民族的观念做掩饰，到如今已经根本不需要了，敌我双方的意识形态也被淡化，只剩下俊男美女和曲折的情节。

　　在这个娱乐化的过程中，“间谍门”中的各种角色身份又发生了变化。间谍成为演员之类的被观赏对象，而发现和议论“间谍门”的人成为看客，“间谍门”虽然仍然有些神秘和吓人，但是它已经不那么令人胆战心惊了。和平时期，间谍犹存，冷战阴影还在，但是它不再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而有了就事论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