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档历来最受欢迎的是喜剧，不过，今年的贺岁片却多了不少无厘头的“贱片”，被网友概括为“贱片云集”。除了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贱”倒众生，不少小导演也想以“贱”出位、逗乐观众。像刚刚上映的喜剧《大有前途》的导演邓炽垣，就直接打出“痴癫闹剧”的旗号，说自己这部电影在之前试映时被指为“很贱，贱得可爱”。(《钱江晚报》12月23日)

　　“贱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香港和好莱坞都非常流行，指的就是不端架子、“作贱”自己、娱乐大众的电影。王晶就是香港著名的“贱片之王”；周星驰之所以红得发紫，靠的也是演贱片。今年的“贱片”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张艺谋也玩起了“贱片”。不少观众觉得难以接受，觉得大师应该代表一种高度，不能也这么“低俗”。不过，老朽我倒是对张大导演“犯贱”不这么看。谁规定大导演就一定要深邃、严肃而不许“犯贱”呢？许冯小刚轻松搞笑，就不许张大导演“老夫聊发少年狂”？

　　人人都有疲惫不堪的时候。张导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呕心沥血了那么长时间，为世人端出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够严肃、够深邃了吧？那可是绷紧神经、丝毫马虎不得的，累了，困了，甚至抑郁了，都是有可能的。转换一下，休息一下，整个搞笑幽默的片子，松弛一下神经，究竟有多大的罪过呢？再说了，观众不是也乐了吗？不是也笑得前仰后合了吗？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过去，大众仍需要通过娱乐来鼓舞人心、舒缓压力，《三枪》难道不是有功无过吗？

　　人人也都有枯竭的时候。张导算得上是中国导演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位，对他，观众和评论家们当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总期待他成为旗手，不仅引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占领山头，而且盼着他精彩不断、“步步生莲花”，成为某种深邃的文化和思想的演绎者和布道者。这其实有点过了。张导不过是电影学院毕业生，没有经过哲学、思想、文史等方面的系统训练，能驾驭和拍摄出《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经典影片，纯粹是他自己刻苦努力的结果，已属难能可贵。对于他近年来的艺术挫顿和思想枯竭，我们应该予以宽容而非苛求。或许，转而面向低俗、面向票房，也是张导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呢。那么，我们何不轻松地接受一个“没拿自己当回事儿”、“没想承担伟大的价值观”(张艺谋语)的张导呢？

　　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需要承载过多的社会价值期待，尤其是纯粹帮观众找乐的贺岁片，其价值判断就更加单纯。观众随着影片剧情的展开，开开心心地一起笑，没心没肺地一起“犯贱”，然后走出剧院，回家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足矣。我们真有必要在“是谁在勾引我们犯贱”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吗？又何必上纲上线把大导演“犯贱”当成是中国电影的悲哀呢？(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