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陆公众来说，可能叫不出王伟忠的名字，但不会不知道由他制作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和《全民大闷锅》。2月5日，由王伟忠和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将在北京上演，其中的故事都来自王伟忠对台湾眷村生活的记忆。日前，该剧在广州演出时，王伟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电视节目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及时捕捉公众的需求，比如看到《蜗居》火了，就应该马上做一个《买房子帮帮忙》。

　　- 人物小传

　　王伟忠　

　　台湾综艺界金牌制作人。195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眷村“建国二村”(已在2005年10月被拆除)，祖籍北京。从1986年推出的短剧《连环泡》开始，到如今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国光帮帮忙》、《超级星光大道》等，他制作的综艺节目始终占据着台湾综艺界的大半壁江山，并引导其潮流。创建有经纪公司“金星娱乐”，旗下艺人包括大小S、郭子乾、黑人等。他一直都有“眷村”情结，在策划舞台剧《宝岛一村》之前，还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电视剧《光阴的故事》。

　　舞台剧 我花了一年半说服赖声川

　　新京报：你的综艺节目总有很好的创意，你觉得《宝岛一村》带来的轰动也是因为好的创意吗？

　　王伟忠：有创意没用，能执行才最重要。我觉得对《宝岛一村》来说，赖声川是最适合的导演，于是我找到赖导，但他又忙，于是我追了他一年半，不断去说服他，这个过程很辛苦。当然我的说服力是“海峡两地，天下第一”。

　　新京报：赖导为什么一年半都没有同意？

　　王伟忠：因为第一，导演有他自己要做的事；第二，他必须对作品有想法和感觉，否则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去做。

　　新京报：你还做过一个眷村题材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播爱情都市剧的黄金时段突然播这种怀旧剧，不怕台湾年轻人不接受吗？

　　王伟忠：创意没有老师。你看到一个流行的迹象，就要说服电视台，告诉他日本已经出了《幸福的三丁目》、大陆有了《血色浪漫》、香港出了《伟大城市传记》，整个社会风潮都开始趋向二战后的怀旧，所以我也要做这样的趋势。如果你怕只有眷村人看那就完蛋了，就像你会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不会看同样的民族在某一个地方的故事？

　　新京报：把眷村题材搬上舞台是为了更加完善吗？

　　王伟忠：也不能这样讲，这两个品牌不一样。但电视剧我目前并不满意，因为这部戏是为电视台拍的，而台湾电视文化已经变态了，电视台的成本低到你不能想象。第一给钱太少，第二演员也不是精挑细选，第三它被广告所牵制，所以才会有现在看到的52集、100多小时的长度。它也不可能达到舞台剧的味道。我想几年之后我还会自己重拍《光阴的故事》，扎扎实实二三十个小时足够了。

　　新京报：将来会不会拍眷村电影呢？

　　王伟忠：想拍“黑猫中队”的故事，专讲空军，忙完这两年再去筹备。

　　眷村文化 很像大院文化和伤痕文学

　　新京报：赖声川曾说《宝岛一村》有点像大陆大院的故事。你觉得像王朔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感觉吗？

　　王伟忠：很像大院的东西，也有点伤痕文学的感觉。像我们这种大院文化跟《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等一些小说很类似。

　　新京报：舞台上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还是有部分改编？你希望传达一些什么？

　　王伟忠：故事全都是真实的。比如根据空军不成文的规定，战死后家人都由学长、学弟照顾———20年后人从大陆放回来，太太已经和自己的同学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希望舞台剧能传达出小岛上凝聚出来的人情味，那种都市跟村子之间的拉锯等等，并非瞎掰、凑在一起。

　　新京报：舞台上为什么眷村的房子始终一个样？

　　王伟忠：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建的。之所以没有改进是因为眷村人总是等着回大陆，所以眷村的电线杆都是编号的，因为要带回大陆。即便有改进也都是自己改的：每家每户都会搭竹篱笆，在院子里洗澡；女孩长大了不能洗了就开始砌墙；之后又要建公厕、盖楼房。但这么多年，我们造房子用的还是土墙和篱笆。

　　新京报：台湾的政策变化、经济腾飞等，为什么在戏里都没有表现？

　　王伟忠：因为讲不完。土改跟我们这些军眷子弟没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炒房、炒楼、炒股跟眷村也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大家还都是领薪水的；我们这一拨人心是跟着政府走的，走到后来变成孤城孽子，希望为父辈收集故事。

　　新京报：据说很多眷村人都适应不了台湾所以始终没有走出来，但是你和另一些人走得却相当成功。

　　王伟忠：很多人走出去后不会说闽南语，觉得社会排斥他，所以又回去了。眷村人被原住民叫做“外省人”，回到大陆又被叫做“台胞”，所以很矛盾。我有很多兄弟因此也没走出来，甚至有个兄弟因为混得很差，居然死在路边。但我觉得要出人头地还是要出去，这和人的个性有关。好在我和台湾本地人、大陆人都能相处得很好，而且我还是台湾第一批新闻记者，1988年就来北京交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和我都是那时候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