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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在日本政坛上特立独行的小泉纯一郎自就任首相之后，曾先后五次参拜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惹来日本国内反弹声浪和亚洲诸国一片谴责，中日、韩日关系近两年来更是直坠冰点。在2006年7月底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上曾传出日本外长可能访华的消息，没想到小泉悍然于“8·15”日本战败纪念日再次拜倒在靖国神社檐下，扑灭了两国关系回暖的火苗。当日本在亚洲受“千夫所指”时，静观其变的华盛顿也开始暗潮涌动，思考东亚地缘战略的得与失。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将日本视为“亚洲的英国”，其实恰恰害了日本。

　　“小泉在日本的二战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是复杂地缘权力游戏中的一项巨大赌注，而这部‘日剧’的揭幕人则是华盛顿政府。”地缘政治分析家威廉·恩达尔(F. William Engdahl)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华盛顿鞭策小泉政府走向军国主义，公开表示支持日本修改战后宪法，走向‘正常化’。然而，更加亲密的美日同盟，尤其是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让日本愈发依赖华盛顿，同时被东亚国家孤立。”

　　任职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著名智库的政治学家黄子君(Anny Wong)博士则向《华盛顿观察》周刊表达了不同意见。她说：“美国人并不担心紧密的美日同盟让日本在东亚更加孤立。实际上，日本在很长一段的历史中都游离于亚洲的边缘，和西方国家更加亲近。日本人自己都在思考：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个亚洲国家？况且，今日的日本已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在日本政坛，坚持为二战辩护的右翼政客已经成为少数。”

　　小泉一动，亚洲就“痛”

　　小泉参拜之前，日本国内的民调显示，有六成民众不赞成首相此举，而自民党内也不乏参拜的反对者。然而，小泉仍然一意孤行，受到中方的强烈抗议，称他又一次“公然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韩国政府更表示，将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

　　“小泉是一个强硬派，但并不是政治上的右翼分子。小泉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他选举时向选民许下的参拜诺言，”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宾·利姆(Robyn Lim)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利姆口中的政治诺言指的是，2001年4月18日小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曾许诺说：“如果当上首相，不管遭到任何批判，都一定要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要在8·15当天参拜靖国神社。5年过去了，眼看自己要在今年9月“功成身退”，小泉为了确立自己“言而有信”的政治形象，毅然决然地走出了这一步。

　　“其实，日本民众支持小泉主要并非因为其政治立场，而是经济改革政策。小泉执政的几年间，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经济，让这个曾在1990年代遭受经济泡沫化的国家重新焕发了青春，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日增。”专研国际事务和日本问题的黄子君说：“说到政治，很多政客并不需要兑现当初选举时的每一个诺言，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小泉为何将参拜一事看得如此重要？”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高级研究员本·赛尔夫(Ben Self)认为小泉之所以一意孤行，部分原因是要显示他能够刺激日本在东亚的邻国。

　　“日本曾在1990年代初在日美贸易分歧中向美国说‘不’，以改变日本在日美双边关系中长期处于弱势的形象；以此类推，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说‘不’，是在试图打破日本在二战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这反映出日本倚仗着自己的价值体系、社会政治模式，正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自信，”赛尔夫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

　　无论小泉是有意还是无心，参拜一事毕竟揭了很多亚洲国家的历史伤疤。小泉一动，它们就“痛”，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出面谴责日本的行为。相反，太平洋彼岸的华盛顿则三缄其口，对此事几乎不予置评。

　　黄子君说：“中国、韩国、甚至澳大利亚都曾在二战中受到日本欺凌，(日本)参拜也成为这几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但是，美国人没有这种‘切肤之痛’，因此，议员们不会为此发声明、提议案。换言之，这并未触及到美国的内政，当然不会想到在对日政策上有什么动作。”

　　日本当不了“亚洲的德国”

　　在小泉8月15日又一次“惹是生非”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日本的地缘政治”一文，指日本在东亚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其实也日益成为美国的问题。为了拉住日本这个大盟友，美国有些政治家——尤其是五角大楼的鹰派们——喜欢把日本定位为“亚洲的英国”。这让“有恃无恐”的日本一边寻求国家正常化，一边挑起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对抗，处境愈发孤立。

　　伊肯伯里提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和日本的盟友关系，让日本做战后的德国，不但要尽快解决“历史问题”，同时要倡导东亚安全社区的远景，像德国那样和平地融入本地区的发展当中。

　　然而，伊肯伯里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利姆和黄子君的认同。

　　“日本之所以无法走德国融入欧洲的道路，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局面大不相同。”黄子君分析道，“冷战开始后，西方担心共产主义在欧洲大陆蔓延，而地处欧洲中部的德国则成为一个西方拉拢的重点。欧洲各国的领土大小相仿，文化相对开放，又有民主基础，欧洲社区的概念早已普遍扎根于民众的心中，这就为欧盟的成长壮大孕育了根苗。即便如此，德国还是花了四十年时间才和平地融入了欧洲，并成为今日欧盟的“领头羊”。

　　黄子君认为，亚洲内向的文化因素使日本难得有要和亚洲社会融为一体的想法。日本在亚洲地处边缘，又是个岛国，它的地理位置和二战后的处境使它没有太多延展势力的空间。同时，亚洲国家领土尺寸相差悬殊，而文化又趋于保守。亚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勇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更加沉默而安静，从来不谈融合或是领导的议题。这就是为什么东盟建立得这么久，进展一直缓慢，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则谨守着“只谈经济，不论政治”的宗旨。

　　日本不愿意“低头”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依然在增强的美日同盟。2005年2月，美日将台湾纳入“2＋2”会谈内容中。“2＋2会谈”是指日美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005年2月，该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台湾问题是两国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两国“共同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造成了地区安全的不平衡。美日同盟一方面将东亚地区的安全的重担压在日本肩上，一方面在安抚其它东亚国家方面做得很失败，”赛尔夫说。

　　美日同盟，心照不宣的默契

　　无论日本在亚洲如何定位，它始终不变的角色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如果说美国将日本定位为“亚洲的英国”，并不为过。

　　美日之所以如此亲密，部分原因是二战后，美国一手扶起日本。美日分属太平洋的两侧，日本成为美国延展其战略触角的天然基地。在亚洲地区发生天灾人祸时，与其从美国大陆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倒不如从近在咫尺的美军驻日基地出发。当然，更深一层战略考虑是携日本以平东亚，扶持日本，来平衡东亚的中、俄、韩等国。

　　“华盛顿各个政治派别都认同这一战略目标，形成一套环绕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部署，用和平的方式防止任何欧亚战略集团对抗华盛顿在全球主导的‘一超’地位。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到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伯尔顿这样的政治鹰派，从共和党到民主党，这个大原则都秉承下来，他们之间的政策差别仅限于具体策略而已，”恩达尔说。他从事了30余年政治经济问题分析，是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的长期供稿人。

　　利姆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日本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无意识的和平主义的圈子，很明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些攻击性的能力。即使日本不这么想，我不认为日本的无核化还能保持很久。”

　　在这个战略大框架下，华盛顿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焦虑和担忧，煽动日本亲美反华的‘新民族主义’情绪。

　　“这无论对于东京还是华盛顿都是很危险的，它导致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发展的不稳定性，”恩达尔忧心忡忡地说道。

　　日本同华盛顿的亲密无疑凸显韩国同华盛顿的疏远。华盛顿本来冀望韩国能成为美日同盟的准成员，但其近年发展让美国颇感失望。然而，美国的同盟战略核心开始远离了传统的海外同盟关系，转而向‘志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即谁支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盟友。

　　“由国防任务决定美国的海外联盟，而不是联盟决定任务，这使得美国更难保住在冷战时期的传统盟友，如韩国。当然，也没有多少国家愿意轻易向五角大楼开空头支票了，”赛尔夫说。

　　(摘自美国《华盛顿观察》，有删节；作者：李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