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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彬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他有幸作为战胜国中国的一员，站在了东京国际法庭上的审判席。至于后来他个人的命运跌宕，他已看得很淡，他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向前看

　　1946年5月16日上午8时，日本东京涩谷区。

　　24岁的高文彬身着笔挺西装，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随盟军审判人员步入设在日本陆军省(今日本防卫厅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

　　法庭所在的灰楼建在一处丘陵式高地上。高文彬看到，众多日本老百姓正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法庭旁听券。“排队领票的日本人都穿着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眼中充满了惶惑、好奇和紧张。”现年84岁的高文彬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已从原上海海运学院退休多年的高文彬，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东京大审判的亲历者。这位毕业于原上海东吴法学院的高材生，现独自一人隐居在上海一处公寓里。老人衣冠楚楚地在家中接受了采访，皮鞋擦得锃亮，裤线熨得笔直，分头梳得极为整齐。

　　一位法学学士的人生机缘

　　“能够参加东京大审判，对于一个学法律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高文彬谈起自己的这段人生机缘非常感慨。

　　1945年夏，大学毕业后的高文彬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由于招架不住各方应酬，很快高文彬就辞职了。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上海知名律师刘世芳把高推荐给了向哲浚。

　　1946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外两名东吴法学院毕业生一起在华懋饭店(即今锦江饭店)接受了考试。

　　“初识向先生，就觉得他是一个有礼貌、有学问，而且待人和蔼的人。那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官僚气很足，但向先生却是一身学者气质。”在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向哲浚递给每个考生一小段中文报纸，要求翻译成英文。一个礼拜后，高文彬接到书面通知，他被录取了。

　　接受了上海美军司令部的体检后，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和周锡卿、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一起到华懋饭店集合，一行5人被美国军用巴士送到上海江湾机场，乘坐涡轮式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

　　“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检察官秘书刘子健到机场接我们。”他们被安排住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八重州旅馆，距日本皇宫仅一街之隔。

　　高文彬看到，战后东京一片萧条，被美国飞机轰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日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无事可做，就在路边摆摊维持生计。很多日本妇女被迫沦为妓女。“当时有日本报纸报道说，每个月都有很多日本妇女与美国兵生下许多‘小白人’、‘小黑人’。风靡一时的日本电影《人证》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皇军是日本天皇的军队，有礼貌又勇敢，绝不会干出灭绝人性的事。于是，东京百姓对国际法庭的审判特别关注。

　　日本外务省每天发给每名被告家属两张旁听券，其余的旁听券每天早上按排队顺序来发，发完为止。许多人为了能够旁听审判，头一天下午或晚上就开始排队。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黑市倒旁听券现象。特别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受审和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的那几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竟然卖到800日元一张，而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月薪只有500日元左右。

　　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

　　“原以为东京审判只需几个月，最多半年。没想到一去就是两年多。”高文彬说。

　　东京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庭审理，到1948年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历时两年零六个月，被称为“马拉松”式的审判。

　　高文彬说，法庭采用英美诉讼法规则，是审判时间拖得长的原因之一。远东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大陆法采取究问制，以法官为中心；英美法系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在施行英美法系的法庭中，证据被凸显到无比重要的位置。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先假定他无罪，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

　　东京法庭审理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第二阶段是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第三阶段是各被告为自己辩护和提证。此后是法官评议和判决。东京国际法庭检察方与辩护方提供的证据多达4336件，证人1194人。“法庭审理时间长就不难理解了。”

　　翻译耗时也拖延了审判。起诉、辩论、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溥仪出庭作证时，需中、英、日三种文字。陈述两天，翻译用了六天。

　　此外，高文彬对“马拉松”式的审判还做了一番独家解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法庭除允许被告自己聘请一名日本律师外，还给每个被告派一到两名美国律师帮助辩护。美国律师每月由盟军支付四五百美元薪水，生活非常优越 当时每顿饭也不过花0.4美元。于是，律师经常在庭上拖延时间。高文彬以自己为例指出，他开始被聘为翻译时月薪250美元，几个月后升为检察官秘书，月薪涨到300美元，当时相当于6两黄金，生活已很富裕。“而辩护律师收入更高，他们自然希望审判时间拉得越长越好。”

　　时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虽然未能参加某些重大活动，但他回忆起当时的法庭状况，仍然为自己见证了历史而兴奋不已。他说，过去他只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的名字，今天他亲眼看到这些巨奸大恶一个个前来法庭受审，心里不由腾起一股正义伸张的畅快。

　　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战犯们，完全失去了往昔的威势，一个个表情呆滞。他特别注意到，溥仪和照片上一样，黑黑的、瘦瘦的，表情非常紧张。大战犯东条英机低眉垂目，故作镇定。土肥原贤二受审时，左脸的肌肉还不停地抽搐。

　　艰难举证

　　“我们没有估计到的是，”高文彬说，“寻找证据，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

　　大审判之前的1946年3、4月间，早已投入审判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回国寻找证据，同时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英美法系的人充实力量。“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录用的。”高文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高文彬每天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证据。“苍天不负有心人，也是日本侵略者应该受到报应，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超’的证据就是我发现的。”当时，高文彬一天又一天地检索，突然，他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拄地的少尉军官，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

　　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岩，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军刀卷了刀刃。

　　照片被传回国内，国民政府国防部致电盟军总部，将两犯在日本老家捕获，押解南京。“抓到的时候，他们正在路边摆地摊。”高文彬回忆说。1948年1月28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在南京执行了枪决。

　　最令中国官员头疼的，是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举证。高文彬说，此二人在东北干了很多坏事，尽人皆知，但证据的搜集却相当困难。“当时吃不下，睡不香。不把此二人绳之以法，我们如何见江东父老？”

　　后来，中国检察组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组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有关战犯的罪证。

　　麦克阿瑟同意后，中国检察组派吴学义和刘子健前去查阅资料。他们找到了日本关东军的一份印有土肥原贤二印章的特务机关的报告，名为《奉天》，里面讲到当时中国华南地区老百姓听到土肥原、板垣名字就会谈虎色变，说明日本战犯在中国的凶残程度。“这一证据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历史大背景下淡看个人命运

　　命运并未因高文彬曾经拥有的辉煌而特别眷顾他。

　　东京大审判结束之后，法庭上结识的美国朋友邀请他赴美深造。他考虑到自己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作为长子，肩负着养家的重任，所以婉谢了美方的好意。那时他想，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然而，1952年，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的高文彬，受一名被打成“特嫌”的东吴法学院的老师牵连被捕，判10年劳改。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高文彬才获平反。

　　1990年，高文彬受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一年半，从美国回来不久，高文彬与其他一些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老人一同参与了《英美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我国施行大陆法，而英美等国施行英美法。随着我国加入WTO，英美法系的工具书显得越来越重要。”高文彬说。这部后来名扬海内外的大书，几乎耗尽了高文彬晚年的全部心力。

　　自1999年中风以后，高文彬便不再从事与国际法相关的事情。老人说，现在他最大的乐趣是每天与远在美国的女儿通过互联网用英文聊天。

　　在这位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老人眼里，名利已经非常淡薄了。历史潮流沧海桑田，60年时间过去，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但高文彬并不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沉湎于那段历史中。“作为战胜国，回顾当年，是为了往前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与气度。而回顾历史的意义在于，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 高文彬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