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然而，这样一位文学大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永远地退出了文坛，这是为什么？在他折断翅膀的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永远的湘西

　　从时间上看，沈从文的确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便退出了文坛。但倘若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心路历程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势头正旺盛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这种作品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样做却带来一个问题：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民苦难等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那里起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情绪。

　　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被列为批判对象。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茫然和疲惫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他就是怀着这样惶惑的心情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去了北大。

　　特别是到后来，沈从文明显地感到了时代的变革对他创作的冲击，“搁笔”的念头也随之产生。当他主持《益世报》文学周刊时，1948年12月7日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永远的告别

　　遭到致命打击、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后来对他的一次严厉批判。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他毅然决定留下。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说。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来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47岁。

　　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40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25年中他却出版了80多部，1000多万字。(来源：文摘报；摘自《书屋》2005年第8期；作者：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