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山西256名新提拔厅局级干部宣誓签署廉政承诺书。据悉，今后该省每年都要组织新提拔领导干部举行廉政宣誓并签署廉政承诺书。

　　现在再听到或看到某地某部门搞什么廉政承诺已经刺激不起人们的神经了。因为类似的“廉政承诺秀”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什么廉政笔记本、廉政短信、廉政账号、家庭廉政风暴，等等，凡是能够拿来做道具的廉政举措，一样都没落下。不过山西的“廉政承诺秀”还值得一说，一来是它在这方面破了一项纪录；二来是山西最近出了三起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一案，牵涉到山西官场很多人，256名新任厅局级干部宣誓签署廉政承诺书，就是对此采取的防范措施。

　　有人或许会说，严惩都治不了腐败，廉政承诺书能管得了腐败？答案当然是管不了。既如此，为什么“廉政承诺秀”一再上演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是，从政策制定者讲，各种各样的廉政承诺毕竟是一项廉政制度建设，且直接诉诸于人的自律，有了承诺存在，使人有一种道德的压力，这对那些道德感和自律意识强的官员来说，还是有些作用的。另外，普遍的廉政承诺也多了一双监督的“眼睛”，官员在腐败时多少对此是有些顾忌的。

　　现在的问题是，寄望于官员的自律和良知是靠不住的。自律的确很重要，就像自我保健一样重要，可是，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便给自己看病，哪有自己给自己开胸腔的？其实，一些领导也知道，所谓廉政承诺，不过是些虚文而已，根本不管用。明知不管用还乐此不疲，做表面功夫，除了说明官场的虚伪和随大流外，它也说明，我们过去采取的反腐举措功效不大，以致只好借助于官员自己来宣示反腐的决心，进行反腐表演。由此来看，我们根本还未走出道德反腐的误区。

　　客观而言，中央是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的，如不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从事经商活动，党政机关与所办企事业坚决脱钩，行政性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改革审批制度，等等，最近又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查处的官员数量来看，反腐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据统计，去年全国受到查处的县处级干部近6000人，厅局级干部400多人，省部级干部也达15人。而且，查处的干部中，“实权派”人物比例增加，去年落马的贪官中，有省长，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也有省法院院长、检察长。但问题是，这些官员中有多少是由于违反规定而被纪委和检察机关发现的？根据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对副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件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只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

　　腐败屡禁不止，特别是高官腐败不容易查出来，固然是因为腐败而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巨大、太诱人，以致腐败分子不惜铤而走险，“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但与我们对待腐败分子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无关系。在反腐上没有勇气，搞一些廉政承诺之类的花架子，腐败焉然不越反越多？

　　所以，反腐必须动真格，不能把印发规定、开会布置等同于落实，停留于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而未在抓落实、求实效上下功夫。热衷于搞“廉政承诺秀”，只会放纵腐败。当然，要从根本上减少腐败，还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健全监督制度。目前，权力失去制约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家长制”的复活使一些单位权力处于“绝对失控”之中，“第一把手”腐败呈发展态势便是“绝对权力化”的必然结果。失去监督的权力容易被滥用，也容易产生腐败。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情况等重大事项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力行使的程序规则，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源：人民网－《大地》；文/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