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面对巴以冲突如此沉重的话题，斯皮尔伯格没有把它拍得沉闷呆板，相反，他拍成了一部充满悬念的政治惊险片

　　文／王强

　　巴以冲突向来是个敏感话题，西方成名的艺术家一般避而不谈，我知道的惟一例外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其小说《敲鼓的小姑娘》正面描写巴以冲突，被誉为迄今为止最杰出的反恐小说。现在，斯皮尔伯格填补了电影界的这一空白。

　　作为全球电影界最著名的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慕尼黑》，讨论复杂敏感的巴以冲突，自然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电影公映后，媒体反应强烈。有人批评他攻击巴勒斯坦人，也有人指责他对以色列不友好。当然，大部分影评家对《慕尼黑》赞誉有加，有影评家称它为一部“充满勇气和良知的电影”，认为这是斯皮尔伯格继《辛德勒的名单》后最深刻的一部影片。

　　1972年9月，慕尼黑举行奥运会时，8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的成员闯入奥运村，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在随后的营救活动中，以色列人质全部遇害，造成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以色列政府随即组织特别暗杀小组，逐个追杀清除与此事有关的巴勒斯坦人。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一片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暗杀小组的复仇过程。

　　电影的主人公阿夫纳(艾里克·巴纳饰)曾经是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的保镖，现在是暗杀小组的负责人，他带领另外4位特工在欧洲四处追杀11位巴勒斯坦人。影片通过阿夫纳的心理转变过程，对复仇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斯皮尔伯格在本片中表现出他以往影片中罕见的冷静。他当然很热爱以色列，影片中有一幕，阿夫纳的母亲提醒他为什么要成立以色列：“我们必须立国，只有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在这世界上才有了立足之地。”这大概也是斯皮尔伯格的心声。但是，这并不妨碍斯皮尔伯格质疑以色列的报复政策。在影片结束时，9位巴勒斯坦人被杀掉，但是，更危险的恐怖分子跟着出现了，恐怖活动愈演愈烈。以色列人的这种报复行为，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呢？

　　影片有三次重要的谈话。第一次是慕尼黑惨案发生后，当时的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与她的顾问们研究复仇问题，梅厄夫人最后总结说，每个文明社会出于需要，必须做一些与其价值观相违背的事情，以色列必须以牙还牙，进行报复。第二次谈话是在阿夫纳与一个巴勒斯坦人之间展开的，那位巴勒斯坦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回家，并预言以色列最终会失败。最后一次是影片快结束时，阿夫纳与他的顶头上司之间的对话，阿夫纳提出了自己对整个事件的质疑。斯皮尔伯格通过这三次对话，引导观众对巴以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斯皮尔伯格当然知道，巴以问题不可能通过一部电影来解决，但是他向世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指出，这种血腥的复仇对冲突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冤冤相报是没有出路的，只会毒化双方的心灵。

　　作为一位深谙电影艺术的导演，面对如此沉重的话题，斯皮尔伯格没有把它拍得沉闷呆板，相反，他把《慕尼黑》拍成了一部充满悬念的政治惊险片。影片对每次暗杀都有详尽细致的描写，而且每次都不相同。影片一扫当前好莱坞电影的夸张做作，其暗杀场面相当纪实，我们看到暗杀者和被杀者的痛苦和折磨，引发了我们的恐惧与怜悯。影片中有一场在巴黎的戏：暗杀小组锁定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在他家的电话上安上了炸弹，只要对方一拿起电话，暗杀小组就可以引爆炸弹。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巴勒斯坦人的小女儿突然闯入，拿起了电话。暗杀小组的成员立刻采取措施，避免误杀小女孩。这一场戏通过平行剪切的手法，拍得惊心动魄，既写实又富于象征意义，极具希区柯克的风格。

　　扮演男主人公的艾里克·巴纳，曾经在李安的《绿巨人》中担纲主演，这次他扮演负责暗杀小组的以色列特工阿夫纳，表演得相当出色。阿夫纳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他温柔敏感，热爱自己的家人和战友；同时他做的是残酷的暗杀工作，艾里克·巴纳把人物的这种复杂演绎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