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二月二十四日电 题：王蒙笑谈“本命年”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在中国作家协会此间举行的六届六次会议上，记者再次见到王蒙——七十二岁的王蒙，已六次历经人生的本命年。

　　主席台上的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下巴习惯性地向上抬，嘴角向下撇着，仿佛一个对世事颇有意见的倔老头；而一旦说起话来，幽默诙谐，马上让拘谨的会场如沐春风。

　　面对这样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头儿，早已豁达地看透了人生，还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于是记者和王蒙攀谈起了他的“本命年”。

　　王蒙不同意记者关于“您人生中六个本命年”的说法，“应该有七个，生下来就算本命年了啊。想想看，我出生了，多么大的事儿啊，怎么能不算在本命年里头呢？”他乐呵呵地反问。

　　“十二岁我上初中，是一九三四年吧，当时参加地下革命。”

　　“一九五八年？”沉思一会儿，“哎哟，那会儿就出事了，被打成右派了”，“还是后来找补进去的”，老头儿还是笑着。

　　“一九七0年三十六了吧，哦，那会儿一家都在新疆呢。”

　　“一九八二年已经回到北京了，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候补委员。”老人显然在回忆着当时的情形，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一九九四年啊，写作了《季节》系列。文化部长？哎哟哟，那时候已经当完了啊。”王蒙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至今仍享受部长级待遇；一九八五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捋到二00六年了，好像突然回到现实，王蒙望着天花板回忆的脸转到了记者眼前，“嗯，今年就好好过吧，反正还没有‘老年痴呆’呐。”他自嘲，引得屋里人笑成一团。

　　“哪一个本命年印象最深刻，或者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王蒙初听到这个问题，好像还有点没回过神儿，片刻，他答道：“最现实的吧，今年最重要，希望想写的东西今年能完成。”

　　事实上，王蒙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动手想写一个大部头了，他自己也曾说过：“迎接七十二岁的本命年的是匆忙的工作。”当记者探问他的大部头如何时，王蒙马上拿出版社做挡箭牌。“哎呀，跟出版社签了合同了，还不能说啊”，一脸无奈的样子。再问，“呵呵，说了违约啊，到时候就能说了。”更加让人觉得他委屈，不忍相逼。

　　“今年要出一本集子，是我写的关于苏联、俄罗斯的散文、小说、评论的，名字叫《苏联祭》。”王蒙主动提出一个新话题，“里面不仅有文章，还有很多照片，有我自己拍的也有些资料照片。我对这本书有很大的期待，”他感慨，“好多年轻人已经对苏联没什么概念了，很可惜啊！”

　　而目前中国作家界最敏感的话题莫过于中国作协主席人选问题，这个因巴金老人的去世而空缺的位置将由谁来填补，坊间早已议论纷纷，而很多人都看好王蒙。当记者问及此事，王蒙一笑了之，未置可否。

　　回到本命年的话题，王蒙正色道：“其实人吧，对各种事情都要减少私心，任何事情都不可太贪，寿命也一样嘛，不可太贪。”“我活到这个年纪，还能写点想写的东西，还能到处走走看看，还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也应该还不错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