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无论是秦兵还是于凌罡，他们更多地都被看作是房价漩涡中的“唐·吉诃德”。但这种“触碰”只能具有象征性姿态

　　在房价的上升漩涡中，房价的最终承受者——消费者也上演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虽然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螳臂挡车。

　　《204条》：“启蒙运动”

　　自1998年国内启动房改之后，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无房阶层只能自己掏腰包向开发商买房子。由于需求刚性和消费者的分散性，买卖双方极其不对称。

　　作为一名北京的律师，秦兵目睹了2000年左右房地产交易中的种种黑幕，“当时因为购买房屋而受到欺诈的例子很多，很多消费者买了房子，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过身来，他们一生都逃不出来了。”秦兵对本刊回忆说。

　　2001年前后，中消协公布的房地产方面的投诉数字每年都处在上升势头，房屋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投诉金额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商品。

　　2002年初，秦兵经年积累的《204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很快引起了房地产界的巨大震动。“看了‘204条’，我才明白，原来购房合同可以这样签。”很多当时买房的业主都这样回忆。

　　从内容看，《204条》仅仅是一份细化的购房合同，但它超越了购房合同的意义，成为一种追求诚信、拒绝欺诈，维护权利的信念。

　　“集体维权”开始成为一种潮流。但迄今，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一个实力悬殊、话语权严重不对称的地方。

　　合作建房：叫板开发商

　　到了2004年，房价飙升的步伐向二线、三线城市迈进。在此背景下，北京青年于凌罡最早在全国发起了合作建房的运动。

　　这场运动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其设想被广泛解读为：老百姓自己盖楼，开发商靠边站。

　　于凌罡也部分地默认了“开发商靠边闪”之类的解读。因为在他的合作建房模式中，“不存在当前房地产业从融资、设计到建设甚至销售都包揽的全程开发商，他们必须转变开发模式。”于对本刊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建房人安排，完全按照建房人意愿行事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可以帮助拿地，也可以受托进行房屋设计，甚至进场建房，总之服务商就是提供服务，仅此而已。

　　但最初拿地的经历迅速让理想的额头碰了钉子：国内经营性土地招投标对竞标单位资质有硬性要求；同时，地价经过数轮飞涨，已经变得高不可攀；收紧土地的政策也使得拿地周期延长。

　　于凌罡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寻找现实的出路。在经过参与者内部多次讨论之后，他们开始了同开发商万通集团合作。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伦曾发短信给于凌罡：“天下有傻根者姓于姓冯姓理想，世间多智叟人叫牛叫狂叫后悔。” 其时，两人相谈甚欢，冯将合作建房看作一个理想的大客户，这个客户定制的并非一栋豪宅，而是数栋总建筑面积可能达40000平米的带底商住宅楼。

　　事实上，于凌罡真正挑战的是中国独特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在这个制度中，开发商成为主导力量，只有他们能够从政府手中买到地，而城市的无房阶层获得居住的方式也被事实上限定，就是从地产商那里购买“价格虚高”的房产。

　　后来事实证明，于和冯的合作并未达到其良好的初衷。合作建房者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拿到合适的土地来让开发商“服务”。

　　同时，那些最初热心于合作建房的参与者也开始分化瓦解，从刚开始的三四百人，变成了目前的100多人，由最初的意气风发到现在的低调沉静，但于本人对于合作建房仍然执著坚定。

　　民间抵抗：敲响警钟

　　许多城市的房价从2005年房地产调控之后，反而经历了一个反弹式的增长。于是，有消费者提出了所谓的不购房的口号。

　　有人评价说，拒绝的姿态“折射出来‘公民国家’的气息——当权利受到威胁，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行动。但是，也要看到浸淫在‘不买房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把集体行动当作泄愤的舞台。”

　　在学术界，也为买不买房爆发了有趣的争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小广断言，未来的五年之内，房价一定会下跌。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就扬言要和王小广打个赌，他在北京买套房子，五年之后如果房价涨了，王小广就赔给他这几年的差价；如果房价跌了，董藩把差价赔给王小广。“我觉得我要真正接这个赌，我是赌我的良心，我可以用我的名誉、名声，我现在就是赌我的名声。”王小广对本刊说。

　　深圳市一位参与的市民说，“‘拒绝行动’成功与否，不在于它的行动，而在于它的声音，不是要对抗开发商，而是要诉求于政府。”

　　但面对强势的房地产商和房价，很难想象所谓“抵抗运动”能有实际的效用，它只不过用这些来自不用角度的呼声，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