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陈岚一篇《冒死反抗强奸是人类的耻辱》的帖子引起激烈争论，矛盾集中在女性是否应该捍卫贞操的伦理问题上。这些争论显露出一个明显的盲区：是否反抗强奸，首先并不是一个个人道德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归根到底，强奸首先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强奸最有效的抵制是通过法律的惩处、是社会对强奸犯的犯罪行为施以法律惩罚，而非个人的反抗。

　　强奸，是人类社会史上始终存在的一个现象，植根于人性深处而难以根除，随着社会的逐步进化，婚姻、财产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人本主义的发达，强奸被打入社会伦理禁忌的深处，并以法律规定加以严格禁止。因此从文明社会以来，强奸一直是一个伦理和法律的双重问题。

　　但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一个法治尚不健全，而伦理体系又过度发达的社会，强奸有必要首先被视为一个法律问题，反抗强奸，首选的应该是法律手段，即不是要求体力处于弱势的女性去孤立地反抗甚至是冒死反抗强暴，让个体孤立无援地对抗暴力，而是事后保证法律的强有力介入，让犯罪分子没有例外地受到法律的公正处罚。这才是最有力的对强奸的反抗。

　　在现实中，一旦出现强奸犯得不到有效的惩处，被害者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的例子，就会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并影响社会潜意识。但此次激烈争论中法律视角的缺失，仍然应归因于伦理意识在我国社会中的垄断性，尤其是贞操这一伦理问题对于国人心理不同一般的意义。

　　伦理失范、“百无禁忌”、性乱话题在当下不时出现，似乎已经颠覆了传统伦理中贞操观的统治地位，但这种“盛行”

　　的现状本身说明贞操问题仍然处于社会意识的核心位置。比起法律意识对“强奸”行为的理性看待和明确定性，伦理领域中的“强奸”由于长期处于禁忌地位，滋生于其上的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与潜意识也更为复杂和隐晦，“强奸”对这种社会或个人心理来说在造成严重侵犯的同时，也含有挑逗、激发、娱乐，“究竟是否应该反抗强奸”争论的热烈性，有一种精神自虐的意味。

　　在福柯和弗洛伊德看来，禁忌虽然广泛存在于人类意识的深处并作用于其文化结构，却并非经常表现为一种合适的对待问题的方式，而往往变成罪恶的渊薮。在强奸问题上，正是由于今天仍然盛行的贞操禁忌，使得许多受害者对于求助于法律的保护有诸多顾忌，使她们不仅失去法律的保护，更受到伦理的歧视，从而纵容了强奸行为的发生。

　　法律的视角、法治的理性，很多时候可以厘清人性中的昏暗角落以及社会意识中的混乱地带。在是否应该反抗强奸这个问题上，缺少了法律的理性视角，争论会是无休止的，争论各方得到更多的是一种缺失。

　　(来源：新京报，作者：筲箕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