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
限制购车最常用的举措就是限制上牌,在迅猛增长的汽车和严峻的拥堵面前,限还是不限,要不要像上海一样拍卖车牌?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每一次关于限车的声音总伴随巨大的争议。
“限制机动车上牌为时已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交通部法律咨询专家 刘莘
现在谈限制上牌为时已晚,这一办法早就应该采取。这本来就是一可行性较强、效果显而易见的措施,但实施的时候可以把流程换过来,让司机先拍车牌号,有了车牌再买车。这个措施可以使北京汽车增长稍稍放缓一点儿,但现在北京已经有450万辆车了,在如此大的基数下,效果将打折扣。
北京的交通拥堵70%到80%发生在核心区域,可以借鉴澳洲堪培拉的做法,专门建立了一个首都区,从村落开辟为城市,把政府国家机关行政办公搬到那里。
“限制上牌曾多次流产”
中国汽车工程协会汽车经济发展分会副秘书长 韩广
在国家政策确定拉动内需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限制车牌无疑是一种与发展相悖的做法。根据目前的调查,老百姓对车的需求仍然迫切。可以从路网发展和城市功能划分上下力气。“中心区拥堵是因为核心的办事机关都在这里,如果迁走一部分,就可以减少一部分车拥挤在中心区。”他认为,这次治理交通拥堵,限制上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2008年、2009年分别提出过类似想法,但最后均未实现,反而在舆论的刺激下,当年汽车销量上涨。“如果这么传,北京今年春节车市得火一把。”
“限牌在上海已十分尴尬”
知名汽车、交通研究专家 贾新光
“别看上海限制了,北京也要做这样的事。” 虽然上海是通过限制车牌的手段在短期取得了控制车辆的效果,但现在该政策在上海已经走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步。如果这样的限制政策在北京做,可能在短期都无法达到什么好的效果。如“尾号限制了,就产生一人有多车的局面。”
该方式还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造成公民的不平等、汽车税收向周边省市转移等。
贾新光建议,北京要简化城市功能,集中为中央政府做好服务就可以了。
“政府有苦衷,限牌是大势”
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总经理 迟亦枫
北京市有关部门两三年前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不过一直并未实施。从目前的政策方向来看,限制上牌是大势所趋,政府若出台这一措施自然有其苦衷。不过,和尾号限行一样,限购是一种行政命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若成为常态则将限制汽车行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自然是弊大于利。
这一措施带来的隐患是,北京作为首都具有示范效应,其他城市政府很容易将其效仿。成为解决当地拥堵的主要甚至唯一措施,而疏于在调整城市规划及公共交通等方面做出改善。
“限是一种无能管理的体现”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教授、交通运输法研究所所长 张长青
限制发牌照很荒缪。北京交通的病根真正是在“城市发展与规划不协调”。当务之急还是发展地铁、城铁、公交,使这三者形成有效的接驳关系。“除了能做这些,说别的没用。”限制买车是一种行政管理规定,但这种规定的出台,于法就没有足够的依据。车就是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上路权可以说是私权,不能说有关部门不让老百姓开车就不开,这是对私权的一种干涉。同时,这还是违背城市发展的。张长青认为,“限”是一种无能管理的体现。(郭超 尹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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