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从强国到富民：发展以国民幸福为归依(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实行逐级干预，各地执行落实具体政策时不免“呈现丰富多彩状态”，令企业难以适应。好的政策，执行却达不到预期效果。此外，金柏松认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行会和商会来监督和协调企业间关系，也会导致落后产能迟迟难以淘汰，产业升级受阻。

　　在国民工资的增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严格限制在6到8倍，这无形中就起到了“限高”“拔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工会每年春天所领导的“春斗”，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

　　经济发展以国民幸福为归依

　　1968年，当新井一二三开始就读小学时，日本已经先后超越法英德三国，跻身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也在1967年宣告完成，比预期提前了整整三年。

　　从出生到上小学的六年里，新井一二三家几乎每年都会新添一种家电。到1968年，新井一二三的妹妹出生时，家里已经拥有了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新井一二三感叹说，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他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国民平均收入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此间，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日本中央政府施行的年度舆论调查中，72%受访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从1960到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这一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八倍之多，私人投资比1952年增长了近十倍。

　　日本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也飞速提升，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

　　“日本当时就是利用‘收入倍增’这种明确的时间和数字预期来鼓舞人心。”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淑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种预期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93年高淑娟去日本讲学时，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掀起一场“生活大国”的运动，政府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试图大幅提高国民的生活品质，刺激已经稍显萎缩的生产势头。

　　“生活大国”运动，也被视为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某种延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人，是国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长于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的高淑娟认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记者/周政华 特约撰稿/周浩 本文部分参考了日本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的《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