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也基本赞同这样的观点。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能力抵冲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高附加值产品原材料含量低,比如IT产业,原材料占成本的比重只在3%,关键是科技含量、知识含量高。 ”他告诉记者,经济增长中高附加值产品增长越快,对原材料增加的消化能力就越强,“所以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还可能对中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升级有推动作用。 ”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文献军日前已表示,有色行业“十二五”期间的中心任务即是结构调整。其中,大金属品种侧重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结构调整;小金属品种,特别是我国具有储量优势的品种,则将进一步强调资源的有序开发与节约使用、企业的兼并重组。
不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国际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果大宗商品持续失去理性地全线暴涨,可能会令措手不及的企业锐减用于更新设备、优化生产线等结构转型的投入。
传统能源结构求变
而除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适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需求,由国际市场通过产业链传导到几乎整个制造业的成本压力还给出了另一个启示。记者注意到,在诸多大宗商品中,对石油、煤炭过度依赖造成的影响最大。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1400万吨,增速达7%。
记者比较中国石油消费占初级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数据发现,1970年到2008年,中国消费石油的比例从12%上升到接近20%。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对于石油的依赖在逐步上升。 ”中国地质大学从事能源战略研究的牛建英对记者表示,国际市场油价飙升,势必将体现为进口成本增加、政府财政补贴负担加重、价格通过产业链影响下游产业成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导陈浩则认为,石油价格波动导致国内市场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调整存在时滞,从而使可用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利用,经济产出降低,同时在石油依赖成本中占主导地位的财富转移成本会一直处于高位,为经济支出造成沉重负担。
“对此,一方面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市场培育,一方面还要制定一系列政策以保障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使我国经济具有抵御石油价格上涨的内生素质,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牛建英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产业调整。美国、欧盟和日本把高耗能的传统产业转移到海外并大力开发使用节能技术,使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大为减弱。根据BP年度统计数据,美国2007年百万美元GDP能耗为251吨油当量,相比1970年的524吨油当量已经降低了52%,同期日本百万美元GDP能耗由277吨降低到177吨,也降低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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