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物价下身背两重压力 小商贩“夹缝”中求生存

　　“劲酒一箱涨30块，燃气一瓶涨9块，鸡蛋一斤涨1块多……”有一部分人比普通消费者更清楚各种物品的涨价情况，他们就是从全国各地来沪“淘金”的外来小摊贩和小店主。一边是原料一涨再涨，一边是担忧失去客人而不敢涨价；一边是经营成本一再增加，一边是生活开支已经省无可省……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他们感受着经营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个另类摊位

　　菜场摆摊卖羊毛衫

　　刚走到铜仁路菜市场门口，就看到一块“售卖羊毛衫”的简陋牌子，走进去一看，在蔬菜、肉类菜摊边上，有一个小摊位却挂起了秋冬穿的羊毛衫。摊主老江是安徽人，搬来菜场的时间不算长，但在周围的小摊贩中却挺有“知名度”。小贩们一听说记者要采访这个在菜市场里卖羊毛衫的安徽人，几乎全都在为老江拉广告：“你多帮他说说好话啊。 ”“他也挺不容易的！ ”

　　把羊毛衫摆进菜市场卖，是老江的无奈之举。街上店面租金动则上万，小菜场却只要不到两千块钱一个月，租金成本能省下不少。几个月前，老江开始寻觅合适的菜市场，“后来觉得这里挺干净，就搬来了。 ”但菜市场里的羊毛衫摊能引起的关注实在太少，“年纪大的人觉得，进菜场还卖这么贵，不买；小年青又觉得菜场里卖的没好东西，不买。 ”

　　老江说，物价上涨后，羊毛衫的进价也提高了，他不敢多进货，但手头上还是囤积了三四百件。最近，就算他在摊位呆上整整一天，也没什么生意，他非常着急。不仅如此，平时的餐饮伙食费也涨得厉害，中午一般到菜场楼上的快餐店吃饭，那里的包子涨到一块多一个，五块钱一碗的面条里不见荤菜，连面条也只有一小团。

　　不过，老江还算比较乐观，他说，最近物价涨了，大家的状况都不好，相信等天气再冷一些，总会有人来关注他的摊位的。 “我之前经济条件还可以，还能熬一熬，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就打折大甩卖，想办法把货清出去再回家过年。 ”

　　一份额外副业

　　老板被迫卖烤羊肉串

　　从青海来上海已经十年的老穆，如今在杨浦区经营着一家兰州拉面店。最近过了晚上六点，老穆就会和妻子在店外的马路边竖起一个简陋的小烤肉架，和其他路边小摊贩们一样，等候下课时经过的学生光顾。

　　最近，油、面和羊肉等餐馆消耗量极大的原料全在涨价，老穆叫苦不迭。 “连我们用的那种燃气桶，三四天时间，价格又涨了八九块钱。 ”老穆无奈地说，因为通胀关系，他最近心情一直很复杂：不涨价吧，生意难做；涨价吧，店里的熟客那些大学里的学生们能吃得消吗？ “说到底，我们是想涨也不敢涨啊，店里主要都是学生，有吃得起的学生，也有困难的学生啊。 ”

　　既然不敢涨，只能从自己身上“开刀”。老穆说，他租的是一间不过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除了他和妻子，店里还雇了两三个包吃包住的勤杂工，“现在我们自己吃的东西都省了，少一些肉。 ”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现在只能拖时间，如果最后大家都涨了，我们还是得涨。我还怕工人要涨工资，现在每人每月都是1200元，还要吃、住、用，成本比十年前涨了好多倍。 ”

　　能省的菜钱毕竟是有限的，晚上客人本来就不多，老穆和妻子便想出这个卖羊肉串开源的办法。在老穆挂出的价码牌上，这个临时搭起的小摊子只卖羊肉串等三种产品，其中普通的一串羊肉串要2元钱。

　　或许因为种类不多，也或许是因为周围已经有太多类似的烤肉小摊，老穆摊子摆出去好半天，却只等来了两三个学生，生意比较冷清。为什么不把价格调低一点呢？“实在是没法再调了，现在羊肉外面的价格要三十几块一斤，我们是批发进的，价格也和这个差不多了，我们的肉放得不少。 ”老穆解释说，因为是临时想出的点子，并没有另外准备其他种类的烤肉，“这些羊肉都是直接从青海运来的，和我们店里用的一样，比一般街上卖的要好。 ”

　　谈到是否会考虑回家务农的问题，老穆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说，他的家乡实行退耕还林，就算现在带着家人离开上海，回去也无地可种。 “如果真的要回去，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来上海这么多年了，都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

　　一本生活经

　　鸡蛋大姐吃力养老小

　　“我真是觉得挺委屈，卖得不比别人贵，可是这价格一涨，人家都不敢来买了。 ”来自云南的邓大姐来上海已经有11年了。最近，邓大姐受了不少“冤枉罪”：原来，许多来买菜的顾客都会将物价上涨“怪罪”到她头上。有时，遇上一些说话不太客气的顾客，她更是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现在鸡蛋卖4块8一斤，其实进价已经4块5毛多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听着心里着急，连脾气都变得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