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路妈妈折射农民工婚恋尴尬 经济压力是最大阻因

　　“跑路妈妈”现象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尴尬

　　本报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

　　经济压力是阻碍婚恋的最大原因

　　下沙一项调查数据显示，81.2%的农民工对有孩子后的生活表示很大担忧

　　全国总工会今年6月发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他们中80%的人尚未结婚，情感孤独成为他们的主要困惑。

　　本报连日来关注黄岩外坦村“跑路妈妈”现象，这个现象折射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正在遭遇婚恋尴尬。

　　记者连日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试图寻找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现状和普遍婚恋观。结果显示，他们因情感孤独走到一起，却因经济压力而无奈离开。

　　［个体样本］

　　在堂弟的婚礼上，他哭了

　　A

　　湖州人王凯，30岁，新生代农民工。今年国庆，王凯堂弟结婚了，婚礼上，王凯哭了，他对堂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结婚了！”

　　这四个字的背后，隐藏着王凯内心多年的痛楚。

　　王凯家境贫困，家中有个弟弟。高二那年，因父母供不起两兄弟念书，做大哥的他毅然放弃求学，在老家一家油漆厂做油漆工。那年他18岁。

　　“那时做得很苦，一个月就500元左右。”一年多后，王凯来到杭州学厨师，后来又辗转去了上海，认识了他的师父，并在今后几年一直跟着师父全国各地跑。

　　23岁那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饭店工作，认识了一位做收银员的江西姑娘，两人渐渐成了男女朋友。

　　那是王凯第一次恋爱，没想过太多物质上的现实，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

　　北京回来后，王凯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店，赔了本，积蓄全无，那年他已26岁。转掉小店，王凯又去了郑州投靠开饭店的朋友。

　　在郑州，王凯做得很开心。还通过介绍认识了在一家服装店做行政的武汉姑娘赵华，两人陷入热恋。

　　交往两年多后，到了谈婚论嫁，但问题随之而来。“我没有钱，买不起房子，我希望她随我回老家发展，她不同意。”王凯说，因为有些现实问题他无法解决，“她在郑州有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如果跟我回老家，我没能力给她找一份好工作。但如果我随她去武汉，我依然没能力在武汉买房。”

　　两人最后分道扬镳，那时王凯已经29岁。兜兜转转那么多年，他又回到了杭州，继续做他的厨师。

　　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凯，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已成家立业，他的弟弟，明年也准备结婚。而堂弟的婚礼，就像一面镜子，将他多年的痛楚彻底映射出来，王凯终于忍受不住，留下了眼泪。

　　“我感觉与社会脱节了一般，自己的圈子越来越窄。”

　　“转型升级”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B

　　如果说王凯的故事，是当下大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那么河南人葛云林夫妇的故事，也许可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当中“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的范例。

　　昨天下午4点，九堡格畈社区“草根饭店”开始忙活起来。在附近服装厂上夜班的工人，陆续走进小店。30岁的老板兼厨师葛云林，在厨房里炒菜，28岁的老板娘兼杂工乔会珍，忙着打饭、收拾桌子，一边还要照看在店堂里跑来跑去的两岁多的儿子。

　　2001年，21岁的河南南阳小伙葛云林，来到广东，在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月收入1000多元。

　　通过老乡之间的联谊，他结识了在附近一家塑料厂打工的老乡女孩乔会珍。两个人谈起了恋爱。

　　憧憬着未来家庭的两个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不能靠打工过一辈子。2007年，两个人来到杭州，乔会珍在一家电机厂上班，葛云林则在一家小饭馆里当配菜工。

　　2008年，两人结婚了。半年前，葛云林盘下了现在这家小店。现在，小夫妻早上8点开始忙活，一直到晚上12点，生意还不错。“要说杭州好，大家都想留下，只是想到要买房、孩子要上学，是挺麻烦的。可能还是回老家，靠现在攒的钱，做点小生意比较实在吧。”葛云林说。

　　在格畈社区，居住着近两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了大多数。“在这里谈恋爱的也不少。”格畈社区工会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的志愿者李磊告诉记者，“不过，要从恋爱到结婚，考虑到现实问题，就困难了。比如社会保障、能否晋升、住房各种问题，都会困扰他们。”

　　也正是在这种困扰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结了婚的小夫妻，往往会选择创业。来自安徽亳州的李磊说：“比方我的老乡，在格畈社区菜场摆摊的，都是皖西北一带的，而开小百货店的，都是皖南的。积攒点钱，将来回老家城镇做点小生意，也有本钱。”

　　［问卷调查］

　　足浴店女工：

　　打工不为挣钱，恋爱只求结婚

　　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婚恋观又是怎样的？记者昨天选择了一家足浴店(以女性为主)和一个建筑工地(以男性为主)作为调查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