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国经济面临深层次的去杠杆化进程。以虚拟经济主导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在后危机时代难以为继,从私人部门、金融系统到政府均面临系统性的去杠杆化进程。从近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增长趋势来看,今年10月已升至5.7%,原来主要依靠信贷透支、不计后果的超前消费习惯被迫向主要依靠实际收入转化,而经济增长目前还难以实现收入的迅速回升。由于危机前房地产、股票及其它金融资产占个人财富增长的比例很高,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也必然面临资产、业绩缩水问题。在金融领域,业已通过的新金融监管条例在限制金融风险、避免泡沫滋生的同时,短期内会扼制银行业扩张,削弱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政府层面,刺激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引发的庞大预算赤字与公共债务累积,使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计划从目前的8.9%减至2013年的4.3%成为艰巨任务。消费紧缩、信贷紧缩与财政紧缩状况的持续,必然减弱短期经济增长力度。另外,从1970~200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均历经五至十年时间,其间经济增速难以达到趋势性较快增长。
其次,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待挖掘。尽管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动新能源与生命科学的发展,但经费缺口与人才流失导致其全球技术开发中心地位有所弱化。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科研投资不足。综合布鲁斯学会的数据与欧盟2010年投资报告显示,美国科研投资比往年下滑5.1%,非军事研发投资(以实际美元价值水平衡量)比1980年减少了33%。另一方面,“9.11”后美国的反恐防御战略导致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以及移民、留学政策的趋于保守,加剧了外来高技术人才在就业机会、生活质量和移民入籍等方面的限制,出现人才回流现象。据美国杜克大学对1000名在美国工作的有博士学位的外国移民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5%选择留下。未来五年内,返回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将分别达到10万人。由于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在新经济增长点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又限制了传统制造业重组的竞争优势。另外,目前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利润也难以发挥对本国就业的直接拉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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