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高盖主”现象屡屡涌现

　　而在金融行业中，“薪高过主”的高管屡屡涌现。在中国银行的年薪榜单上，风险总监詹伟坚成为该行薪酬榜的榜主。因为在中行所有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中，去年税前收入最高的并不是行长或董事长，而是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他去年的税前收入高达1181.1万元，是行长李礼辉的7.6倍。排名第二的是总稽核黄定坚，去年税前收入为442.4万元。这两人均是中行以高薪从海外“挖”来的人才，于2007年3月至4月间上任。

　　而头号保险商中国人寿的薪酬也体现了类似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结合。在中国人寿上周发布的年报中，总精算师邵慧中是薪酬降幅最大的高管，但她仍然是中国人寿“最赚钱”的高管。“海外挖角”而来的邵慧中自2007年3月起担任中国人寿总精算师，她曾是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兼总精算师，具有多年保险公司从业经验。邵慧中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年度在中国人寿上市公司拿到最高薪酬，其2007年的年薪为603万元，2008年则拿到435万元，降幅达到接近三成。

　　●监管层“窗口指导”降薪

　　薪酬问题如今异常敏感，但在今年新一轮的薪酬风波中，偏偏是盛产富翁却降薪声一片的金融领域最可能有惊无险地度过风浪。记者调查所知，一套“窗口指导”的金融业监管手段正在暗中推进。这或许可以解释陆续爆出的金融机构降薪的默契。

　　金融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管人士昨天对记者坦承，目前，监管者对于国企管控能力可以立竿见影，但对于股份制企业而言，监管层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对于一些发放高薪的股份制企业，管理层只能通过‘窗口指导’来监管。”

　　他认为，目前国内的薪酬矛盾并非监管机构层面所能解决，因为监管机构所具有的是准司法权力，行使这种权力要求的是合法。他以马明哲6600万元薪酬为例，“马明哲的薪酬合法、合理，但不合情。现在社会公众的要求是‘合情’，于是监管部门会迫于舆论压力去迎合公众情绪，通过‘窗口指导’来进行引导。监管部门的不得已而为只会让矛盾稍微缓和，不可能根本解决。因为，社会的伤口不是靠某个部门可以弥合的。”这位监管人士说，“现在上点小膏药，天阴下雨还是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