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地方债：硬扛还是巧解 (2)

　　崔新生：我国地方债务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首先从纵向上看，要追溯到1994年前后的分税制改革。当时，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进行了重新分配，国家在其中占到了大多数份额，同时，国家也将土地所有权出让给了地方政府。但分税制改革造成的些许矛盾也开始显现作用。出于对GDP的追捧和政绩工程的热衷，不少地方政府都会加大投资力度，这难免会造成地方债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当年的分税制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是地方债务出现的源头。其次，在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为了完成或建设诸多项目，去年国家要求配套发放贷款，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出现了激增。再次，主题政策的出现，如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进一步得以显现。

　　奚君羊：地方债务规模在2009年迅速膨胀的原因在于，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楼市经济刺激政策计划，国家放松了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其次，地方政府基于为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配套的现实考量，以当地名义加入更多投资，然而仅凭借地方政府本身的财力远远不够，主要资金只能靠负债。另外，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的差距过大。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无法维持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加剧了地方负债。

　　宋颂兴：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投资，而城市化建设特别需要资金，通过负债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华民：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而GDP考核机制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动因，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隐性举债的力度。

　　无稽“破产说”

　　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及其危害性就在眼前——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让政府濒临破产，也让整个欧元区陷入恐慌。不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日前的“陆家嘴论坛”上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不必对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高负债率问题有过大的担忧。“目前政府负债率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中央财政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可以逐步帮助其解决高负债率问题。”果真如此吗？

　　崔新生：巨额地方债务对无论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还是普通民众来说，并无太大影响，要说有，纯粹是一种消息面或心理方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地方债务的具体数字与中央总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可比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区别两个概念：地方债务投融资平台的“破产”是不是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危机？其实地方债务的主体并不是地方政府，因此不能像其他联邦国家那样可以宣布破产，在我国，能破产的只能是类似于为地方政府贷款的公司或平台。

　　华民：负债风险大小，要看资金具体投向何处。如果投于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使税收增加，风险还不会很大；如果是用于转移支付、产业投资以及建楼堂管所等，就会存在一定的威胁。当然，风险是否可控，还与地方政府的偿还债务能力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