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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茅于轼

　　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因为他们将彼此的服务，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我曾经建议在大陆发行500元面额大钞票，但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不容易找零。

　　找零问题现在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一些交易常常因为没有零钱而做不成，或者彼此推诿，叫对方去破整票子。一些同志将这一问题归结为银行的零钞印制得太少，或100元的大票太多，并进而反对印发500元的钞票。究竟此事的症结何在？原因若是找错了，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如果它确实是因为钞票面额太大引起的，解决找零的办法就是把钞票全部印成小面额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找零问题。

　　一般人口袋里如果既有整钱，又有零钱，多半先用零钱。有的人口袋里愿意准备一些零钱，以备万一买东西找不开时发生麻烦。如果不是怕对方找不开零钱，没有人愿意口袋里装许多零钱。这些心理足以证明，人们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为对方准备找零，是一种服务，它是有成本的(尽管为数甚微)。这种成本表现为要准备自己并不喜欢的零钞，要将零钱点清，交给对方。按我国的法律和习俗，并没有规定找零这种服务必须由买方提供还是卖方提供。因此为了省事，双方都希望对方准备零票子，把这部分成本由对方来负担。

　　比较一下小商小贩的零钱准备，和政府收款部门的零钱准备，可以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小商贩比较愿意找零。自己实在没有零钱时，也会设法把整钱破成零钱，以免买卖做不成。这说明他们的服务比较好，愿意承担找零这种服务成本。而政府部门则经常发出通知，要顾客自备零钱。在北京公共汽车上如果你坐早上头班车，常常找不出零钱，说明他们的服务比不上小商贩。银行有时也说换不出零钞。固然确实也有零钞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嫌麻烦，拒绝服务。

　　找出了找零困难的真正原因，对策也就有了。国家应该制订一条法律，即找零服务应由收款一方提供；银行必须经常准备足够的零钞；中央银行印制的零钞比例必须满足交易的实际需要。如果这几条都能做到，找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印发500元大钞也不会引起额外的找零困难。

　　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币改革(将一万元旧币折成一元新币)以来，我国的币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变化。在此期间物价涨了好几十倍，同值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原来一分钱可以买不少东西，一个馒头只有两分钱。到了21世纪，一分钱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是由于旧币制留下的记账方法，还保留着纸面上的必要性。超市购物常常有几分钱的交易尾数，因此发生找零钱的麻烦。为了没有多少意义的几分钱，浪费了找零钱所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得不偿失。我建议中央政府规定取消分币，分一级的标价一律四舍五入。不但可以节省找零钱的时间，也节省了会计记账的麻烦。

　　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创造了一种简化交易的方法。在超市收款处设置一个小盒，顾客把收款员找回的零钱放在小盒里，下一位顾客需要付零钱时收款员就从小盒里取用。这样就完全避免了收找零钱的麻烦。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里人们如何互相信任，从而节省了交易费用的例子。

　　话又说回来，究竟500元的大额钞票是否需要?我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如果印制500元的大面额钞票，由于一张500元大钞可以代替五张100元小钞，每年可以节省至少十亿元的钞票印刷、点数、运输、储藏等费用(合到全国每人大约一元)。消费者携带现金也大大地方便了。不喜欢大额钞票的人可以不用，这样做不会损害任何人。我只希望国家接受我的建议，为全社会节约资源，并不想得到合理化建议奖。

　　有了大额面钞，也需要对找零钱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制订了法律是不是大家都能遵守，却是没有把握的，特别是对拥有特权的某些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彼此服务——不论是付酬的或不付酬的——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最最迫切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