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明园是民族苦难“纪念碑” 强烈反对修复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

　　1913年，李大钊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目睹苍凉破败之景感慨赋诗：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圆明园，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永无止息地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唤起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愫，围绕圆明园的伤悼、自省、图强等等话题也一直未曾消歇。2010年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本刊特邀圆明园研究专家叶廷芳、汪荣祖先生进行对话，发掘“万园之园”的奇与美，还原园林盛衰背后的历史沧桑。

　　-主持：吴子桐

　　-嘉宾：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汪荣祖(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

　　吴子桐：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集于圆明园。”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圆明园的建筑艺术、园林风格在中国建筑史、园林史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地位？

　　叶廷芳：圆明园肯定是世界园林艺术的一绝，东方之最。在欧洲，法式花园占优势，但是这种花园，美则美矣，但大多一览无余，没有含蓄。圆明园这样辉煌的园林艺术不仅是“东方之最”，而且是“世界之冠”，体现了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智慧的结晶。圆明园诞生的前提是多位中国皇帝的无限欲望和无上权力，以及几亿人口的经济实力，还有几代工匠的智慧。

　　圆明园完全符合古代和现代的建筑科学和美学的要求，不仅有丰盈的水为“底色”，更有层层的山相护卫。圆明园的104个景点(圆明园44景；长春园和绮春园各30景)固然繁多，但却“繁”而不“烦”，她力避千篇一律，寓“繁”于“变” 之中。一百多个景点，其大小、形状乃至建筑形制千差万别。圆明园把中国园林那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园中园”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穿插了我国南方各地园林的精华，甚至还把欧洲与古典主义唱反调的“怪怪的”巴罗克建筑也搬来。这些异地和异域的景观给人以新鲜感，成为圆明园整体艺术构思的美妙“花边”和点缀。

　　汪荣祖：中国园林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至建造圆明园时，登峰造极，我在拙著《》已经述及，无须赘言。不过说“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则是西洋人的误解；其实，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宴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雨果没有到过圆明园，他主要谴责西洋文明中的霸道与残酷部分，在西方常有反潮流的“良心”人士，发出道德的怒吼。美国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题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里，也声讨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也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竟像野蛮的强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二度破坏，不会导致圆明园完全成为废墟。

　　吴子桐：圆明园被毁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压的一个最好写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封建体制无法对抗近代西方的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的必然。但圆明园被毁，是否带有某种偶然因素？圆明园罹难的悲剧，对当代中国有哪些启示？

　　叶廷芳：在中国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里，自己是中央之国，周围国家都是“蛮夷”，1793年英国借给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派由70人组成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商谈，要求派驻大使，觐见皇帝。想不到乾隆皇帝却要对方按照中国礼节向他三跪九叩。一个大国的君主居然不知道这点起码的外交常识：人家是代表他的国家来的，他若向你下跪，那岂不变成你的附属国了？马戛尔尼按照外交礼仪行单腿屈膝礼，坚持了外交原则，又不失尊严。不难想象，马戛尔尼回去汇报后，引起一片哗然和愤怒。其实，那一次英国人的来意还是友善的。他们带来了不少礼物，主要是科学仪器、先进的工业产品甚至包括先进兵器如后拉线炮等，是想促进我们开窍并仿效的。当时乾隆皇帝年迈迟钝，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些礼物意味着什么。有大智慧的人可能会从这里引起反思、醒悟从而发现中国可能太不了解世界，要落后了。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前夕就有这种顿悟。

　　提起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欧洲大量传教士派到中国来，对中国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是进取性的文化，也是出击型文化。它有工业做后盾，物质力量很强大，你看建筑上就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建造那种非常笨重的、但也是非常牢固的、永久性的石头建筑，不惜花一百年、两百年来建造，而且他们喜好的那种几何造型，一竖一横，清清楚楚。与西方人相比较，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比较柔韧、含蓄或内敛，是防守型的、封闭性的文化。西方人在进取心的推动下，借传教主动跟你联系，想跟你做生意，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我们迟迟没有反应。你一再闭门不见，于是他们就考虑“先礼后兵”，用武力来强迫你接受了！因此鸦片战争有它的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与封建主义统治者的行为逻辑矛盾的产物，也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所决定的两种文化相冲突的结果。

　　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全部对中国满腔热情，非常友好。但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反启蒙运动的一代，即代表殖民出击势力的一代起来了，那时候他们派来的一些传教士、考察团写的发回去的报告都讲我们的缺点、负面的东西。西方人对中国以及对启蒙运动态度的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新兴的上升阶段已经过去，向我们“施礼”的阶段也随之结束，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势力已占了上风，他们已经箭在弦上， 正在制造舆论，准备出击了！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形势。

　　英帝国主义者利用罪恶的鸦片输出找到了导火线，终于用炮舰打开了我们的大门，迫使清朝政府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上海等港口。但清王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以为条约可以拖、可以赖，最后可以使它们成为一纸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就曾给下面下达命令说：订条约不过做做样子，不一定要贯彻执行。殊不知工业国家已是普遍法治社会，契约意识很强，你签订了条约就不能食言，我们的农业思维是散漫性的，因此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后又想拖拉、抵赖，结果给对方发兵提供了口实，反而挨了人家更重的一拳，打得咸丰皇帝吐了血，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烧了自己珍爱的皇家园林，在签订《北京条约》时更是人家要什么给什么。真是奇耻大辱。

　　汪荣祖：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见到了乾隆，照中方文献还行了跪拜礼。英国人当然不承认，但据我的考证，的确是下了跪；不然乾隆不可能会见他。这件事正说明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两个不同体制的冲撞。西方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成为“列国”(民族国家)，而清帝国仍然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按照中华体制，见皇帝要下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故意屈辱。我们可以责备清朝皇帝不明世界情势，但怎能期待皇帝为了见一个外国人而破坏自己的体制?我想也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会破坏体制去见远来的客人。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