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明园是民族苦难“纪念碑” 强烈反对修复(3)

　　吴子桐：圆明园的万劫不复，对于当时的清政府、士大夫以及一般民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这一类大的历史悲剧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有什么影响？

　　叶廷芳：对于清政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仅不得不接受大量的赔款和其他许多苛刻条件，而且心灵尤其受到重创，咸丰皇帝气得吐了血，而且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仍耿耿于怀，一度竭力想修复它，哪怕一部分。无奈国力实在不行了，只得作罢。但清政府的大臣们好歹也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厉害，决心也来搞工业，“办洋务”。我参观过清代末代状元张謇奉张之洞之命在南通办的“洋务”，那真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教育、邮电、航运、博物馆等等，连他自己盖的住宅都是英国式的小洋房。对于广大知识界和具有爱国意识的老百姓来说，痛惜的倒未必是圆明园毁灭本身，而是从圆明园的毁灭中看到祖国居然从一个曾经令西方如此景仰的伟大国度逐步地衰败到如此落后、愚昧、封闭、不求上进、对世界一无所知，最后竟然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从而惊醒起来，更加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思考突破现状的办法，进而导致了后来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政党的建立。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给中国人额头上击了一猛掌，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和革命意识，加速了腐败的清政府的垮台。

　　汪荣祖：咸丰皇帝英年早逝与伤悼圆明园不无关系，对慈禧与同治帝的打击也可想而知。一般士大夫如史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北京茶楼看到天边浓烟，知道圆明园起火，不禁痛哭出声。这决不是“孤例”，康有为在巴黎看到圆明园遗物也感到伤心，直到最近海外有一位华裔女作家张纯瑛来到圆明园废墟也不禁流泪，称之为“中国的哭墙”，可见150年来中国人的伤悼之情并未稍衰。当然伤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须认知到国家没有实力，必然招辱。圆明园兴盛的150年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崛起”，然而没有武力作后盾，这个“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国崛起如果没有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崛起，也就没有崛起的基础，又如何谈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吴子桐：对于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近年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72.1%的网友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持明确反对态度。西方历史中也有许多著名的建筑被毁，西方人更倾向于用保存遗址的方式来纪念。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叶廷芳：圆明园遗址是当年外国列强武装侵略中国的最残暴一幕的“作案现场”，是中华民族最后那段苦难历史的“大地纪念碑”，是最鲜明、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因此一定要完整地把这个废墟的面貌留住。我强烈反对修复之类的主张和行动。有人说，修复是为了“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以体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非也！艺术的价值在于原创，美是不可重复的！

　　汪荣祖：我是最早不赞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东西，更何况即使有钱重建，也无那种重建的手艺，请看珠海的圆明新园，真是不堪入目。我完全同意叶先生反对修复的意见，也很高兴知道72.1%的网友反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

　　吴子桐：现在圆明园遗址的管理上有什么问题？世界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与管理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叶廷芳：首先我认为，圆明园管理的难度是很大的，比颐和园、天坛公园等的管理难度都要大，因为她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场所，也不同于一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是一个身份特殊、内涵丰富的考古和研究的对象，而且牵涉到多学科的门类：建筑学、园艺学、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美学乃至文学等。这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还需要反复的论证。

　　针对这样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最好增加圆明园管理处专业人员、提高机构级别，直属于北京市政府，最好是国家文物局。圆明园的管理应该多听文物专家的意见和社会呼声，更应与国际通行的理念和规范接轨。我国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圆明园就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因为只有把地下遗存清理出来，才能让遗址充分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汪荣祖：如何保护好遗址当然是在圆明园管理上最重要的事，主其事者不仅位阶要高，而且要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才不致流于俗套。作为遗址公园必然有所整修，但宜保持遗址的悲壮氛围，尽量减少作为旅游的商业色彩。

　　吴子桐：现在圆明园主要作为一个民族内部的纪念，英法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1860年的悲剧，从这个情况来看，重提历史、铭记历史，是不是比恢复遗址和追回文物更有意义？

　　叶廷芳：像北京这样一个千年古都，应该有震撼人心的建筑废墟立在那里。圆明园遗址恰好是最有价值的典型。圆明园的教训不光是英、法、中三个国家的教训，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教训，她警示人们对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不应该毁灭它。西洋楼只是圆明园当时上百个景观中的一个。但是现在性质不同了，它成了圆明园遗址最鲜明、最强烈的标志，她的存在是圆明园那场大劫难的永恒的无声控诉。我每进圆明园，向西洋楼远远望去，就不禁鼻酸：我仿佛看到一个重残的小孩，他的一家人在一场劫难中都被强盗们杀死了，唯独他受了重伤活了下来，现在他正向人们叙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灾难……

　　现在不仅英法青年不知道这段历史，甚至法国的雨果研究专家，你向他提起当年雨果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他都茫然不知。这是我的朋友程曾厚教授的亲身经历。你想，对于外国人，是把圆明园修复了，让他们来欣赏中国昔日的皇家园林的辉煌好呢，还是请他们来倾听这废墟的无声控诉好呢？

　　汪荣祖：我觉得铭记历史与恢复遗址和追回文物是两回事，没有必要比较轻重，尽可同时进行。铭记历史不仅铭记圆明园的历史，牵涉到当今“史盲”的问题，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视历史，很多年轻人对历史也不感兴趣，历史知识也愈来愈浅薄，不仅中国，全球都如此，值得我们正视。

　　木刻版画《圆明园正大光明殿》，Thomas Allom绘，Brandard刻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汉对照)，汪荣祖著，钟志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