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清初士阶层与帝王之间呈现复杂博弈(2)

　　争议

　　什么是有说服力的批评

　　■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在于占有史料的多寡或新鲜与否，而在于是否具备洞见历史现象的能力

　　记者：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不守被庸俗化的史学“家法”做学问，有人总结您做研究的方式是重理论、重修辞、重符号，对考据和材料则较放松，不重小节，认为您的研究会因此而产生硬伤，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杨念群：近代以来的新史学注重史料的发现，傅斯年更是把此论题推向极端，认为“史学即史料学”，这个新传统改变了史学研究固守单一证据的旧局面，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是如果过度强调发现新史料的意义，就容易走向反面，甚至解读史料的能力反而有可能下降。比如目前流行学术论文必须使用档案的风气，这当然是个进步，不过许多档案也涉嫌造伪，如果你是个“档案迷”，就有可能堕入另一种认知陷阱。

　　《何处是“江南”？》依据的史料其实前人都使用过。清前期研究名家辈出，再触碰此领域，难出新意的风险会非常大。但我相信，建立在新的史实理解基础上的文本解读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史学的真正进境不完全在于史料开掘的多样和丰富，而常常在于阅读者对史料的悟解与感知能力。否则你就没法解释为什么长期依据少数史料开展研究的古代史领域大家辈出，而占有相对丰富史料的近代史领域研究水准却相对平庸的现象。

　　■希望能有人在学术立意和历史观的层次上做出有说服力的批评，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对史料甄别去取的讨论

　　记者：事实上关于《何处是“江南”？》已有一些批评文章，谈到史料的“硬伤”，论证的“草率”，对此您有何回应？

　　杨念群：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批评，一本书如果没有争议那是最可怕的，没有人理睬就形不成一种知识的积累和推进。我很感谢读者的细心，有些地方的史实引证确实有错误，比如书法家沈度是明朝人，但我在第一章里却说一个元初的人看了沈度的书法后发表了一通议论，这显然是个时代错置。再比如郑思肖《心史》发现的时间是在明末，我却把时间推至清初等等。这些错误在修订再版时会一并改正。

　　关于学术批评，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是要就事论事，严格厘定批评范围，最好不要过度阐释或者转变为情绪化的人身攻击，对治学者的人格发表不适当的酷评苛论。比如网络上有一些对本书的“摘谬”，开始还心平气和地对书中的史料运用得失进行评论，其中的指摘我虽然不尽同意，却也觉得有些商榷不无道理，但行文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种恶意的谩骂，包括对笔者的人格进行肆意侮辱和攻击，这些网络恶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渗透到学术界，影响了学术讨论质量的提升，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有些批评的措辞和尺度需要准确表述，因为有些史料的解读是见仁见智的，否则所谓“硬伤”的作用往往会被夸大。有些评论随意使用“草率”、“粗糙”一类的判断词，试图造成一些局部错误似乎已严重到足以推翻书中某些重要论断的印象。可是在看了这些批评后，我发现本书中的主要立论基本不受影响，是经得起推敲的。比如说网上有批评者认为明亡后9年出生的戴名世不是遗民，但我认为戴名世在精神上是遗民，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康熙时代最残酷文字狱的受害者？再比如有些批评文章认为“残山剩水”不能构成描述明末清初遗民生存状态的关键词，可作者恰恰没有依据相关史料对这个论断提出过硬的质疑。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结论就由此被推翻了。说实话，我目前仍没有看到在学术立意和历史观的层面上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字。

　　新史学

　　回归本土，以中国人的方式理解历史

　　■当代史学下一步应该模糊学科界限，逐步拆掉西方理论的脚手架，回归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

　　记者：2002年借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您组织了一次会议，与会者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之后您参与主编了《新史学》，迄今已出版到第三卷。跨学科研究对中国当代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

　　杨念群：那次会议有9个学科的专家参加，我当时有一个理念，就是认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你处理的是属于历史范围内的对象和题材，就应该算是“大历史学”框架当中的一员。这个理念在当时并没有达成共识，只不过是一个实验。我的设想是：只要把各个学科的方法用于历史分析，历史学的格局和地图就会发生改变。

　　现在已走过八年时间，我却认为单纯强调“跨学科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跨学科”的关注重点在如何“跨”，可还是有一个专门化“学科”的概念在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比如我们还是得回答以下这类问题：到底哪个学科方法适用于历史学，哪个学科不适用？我觉得历史学下一步应该模糊学科界限，不是简单地说用了哪个学科的方法更好，而是根据你面临的问题，来把握和自然地生发出对历史的判断。以前我特别强调借用不同方法论的重要性，但现在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将历史作为一个平台，把其他学科收编进来，更加圆融、更加开放地构成对历史的认识。这其实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可能也是向中国人理解历史的本源方式回归。

　　记者：中国人理解历史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杨念群：它和当代西方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西方理论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原来我们借助这个脚手架来建立解释新秩序，但现在它在阻碍我们对中国历史更内在的、精神层面的认识，以后的史学研究目标是要逐步把西方社会科学这个脚手架拆去，即使拆不掉，也要淡化其作用。

　　比如我提过的“感觉主义”，就是希望回归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我们的现代史学研究看不起叙事，认为叙事不过是对表象的描写，没有解释没有理论没有深度。但现今不像二十年前，大家对西方的理论懵懂无知，现在是方法论泛滥过剩，人人都能说出些西方大师的名字。我觉得在提高了理论层次之后，不能把脚手架还摆在那里，那恰巧就成了生搬硬套人家理论的证据，理论变成了作案工具。

　　叙事里面应该包含着历史观，但应以一种非常平实流畅的面貌出现，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同情之了解”吧。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地复原历史，你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进去的，但你的理论背景应该隐含在、内化在你的观察和判断里面，不露痕迹，要接近那时的历史状态，才能真正圆融地写出一本好看又具备一定历史观察力的著作。

　　记者：比如就像《史记》那样的叙事传统？

　　杨念群：我觉得要恢复到《史记》书写传统那种层次非常难，不过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学习模仿。其实我的《何处是“江南”？》也是要慢慢往这个方向靠。我以前也好拉洋人给自己壮胆，比如福柯被拉来打工最多，没有他们撑腰总觉得写出的历史好像没说服力。结果写出的东西很晦涩，表达的意思绕来绕去，貌似挺有学问。《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写作就有这种斧凿刀砍的痕迹。到《再造“病人”》我觉得已经好多了，已经开始部分拆除一些理论脚手架。只是在导论和结语部分梳理了少量理论，一旦进入到具体历史场景就变成了故事性、叙述节奏感很强的风格。到了《何处是“江南”？》读者会发现我很少用大词为自己壮胆撑腰了，用的基本是贴近中国历史本身状态的语言。这说明我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