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写诗引发文坛地震 人们因何排斥官员文学？

　　在很多人眼里，文学是有门槛的，官员不能弄文学，打工的人不能弄文学，甚至商人、军人也不能弄文学。如果官员业余时间一定要搞文学，自娱自乐可以，万不可真把自己当文学家，还要加入作协，到文坛评奖，与文人争利什么的。所以，一旦有官员写诗，又堂而皇之地得了鲁迅文学奖，便很自然地引发了文坛地震。

　　我不想对具体的人或作品发表意见，我想理清的是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流行的看法？这与当前的政治生态有关。时下的官场虽然讲究学习，但那通常是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所谓有用的知识，文学、书法、绘画不过是陶冶性情或者消遣娱乐、附庸风雅的玩艺儿。在有的地方，爱好文学甚至是不务正业或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在某些领导的潜意识中，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为什么不适合？因为文人自由散漫，而政治要求高度一致；因为文人讲真情实感，而政治要求权谋、善变；因为文人老替百姓说话，而政治要求有大局意识……

　　矛盾论讲对立统一，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就是说，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文人讲真情实感，习惯从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他们就能及时而全面地了解百姓诉求，一旦当人民内部矛盾爆发的时候，他们就会迅速发现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却往往因为与百姓的过于隔膜而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反而会激化矛盾。这一点，在“文人治国”的宋朝，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苏东坡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吟诗作画，无所不精，可是他的施政也极有手段，总是心系苍生，为民请命。他到杭州的时候，遇上粮食欠收，立即上奏朝廷，要求缓交贡米，并从邻近地区收购粮食，把义仓里的存米投放市场以平抑粮价，结果全州没有一人饿死。而十多年前的一次饥荒，杭州地区曾饿死过50多万人！任扬州太守的时候，他发现州吏正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需用芍药花几万朵，完全是硬性摊派，劳民伤财，便果断地下令停办。这一切，为什么他的前任、他的同僚做不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滋养使东坡一直是一个性情中人，混迹官场多年而不被异化，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在那样一个崇文的年代，一个官员不会舞文弄墨，那才叫丢人呢。盘点一下当时的官员，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即以现代而言，谁敢小视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成就？那可真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当年，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唱和，是极为风雅之事，谁敢说那是不务正业，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其实，官员文学、打工文学之类的提法本身就颇为荒谬。对真正的文学而言，写作者的职业、性别、贫富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关键是看他的文字是否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情感和思想是否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鲁迅先生在谈革命文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者’，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同样的道理，一个官员是不是真的文学家，要看他的文字是真情实感还是无病呻吟，是把文学当作自己的存在方式，还是在附庸风雅，这些分清了，那么其文学水平之高下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想，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排斥官员文学，人们所排斥的是他们把官场的请托送礼之风带入文坛，污染了原本圣洁的精神殿堂；就像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仇富，人们所仇视的是那些靠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的人。在我看来，如今，好的官员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官场上真的矗立起几个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东坡，那么，官员获文学奖之类的话题也就不成其为话题了。徐怀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