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文教各美其美：曹操墓，何尝不是里程碑(2)

　　拍卖：亿元时代的软肋

　　邵建武

　　12月5日，北京，记者目睹了北宋名琴“松石间意”创造世界古琴及乐器拍卖纪录的过程。这过程没有一波三拍的戏剧性，却是有些耐人寻味。

　　这架古琴估价2000万—3000万元，起拍价为1600万元，5000万元之前应者甚众，此后只有三家竞投。至8300万元时，拍卖师三次提醒为“最后一次”而正欲下棰之际，现场左侧后部有人“欸”了一声，然后加价200万元。岂知同侧中区的买家毫不迟疑，应声而起。双方就这样大步流星，几口就过了1亿元，再终以1.3664亿元成交，名琴易主。

　　事后，记者得知：倒数第二位参与报价的人士其实无意于收藏古琴，而是“不愿意古琴在不应有的低价位成交！”

　　无意拥有，却参与竞投，这大概在既往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史上是没有的。这种表面上的“财大气粗”，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只是这种理性不是关于拍卖物价格的斤斤计较，而在乎拍卖物价值的发现、认识与尊重。联系2010年拍卖中的许多现象，人们有理由认为，进入“亿元时代”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说到底是进入了一个以资本为主体的时代。

　　于是，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可染、石鲁等艺术大师那些流传有序的作品大步迈上千万元台阶，把他们名下那些不置可否的作品远远地甩在下面。

　　于是，北方的收藏家南下广州，把岭南画派大师的作品尽力收入囊中，把那些习惯于小步舞曲的当地经纪人与收藏家弄了个目瞪口呆。

　　于是，一些拍卖公司的业务骨干不曾歇息，又走出门国，把那些不敢接的高价单拿下。他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的行情会更喜人。

　　资本的基本特征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进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资本正是看到了这个市场盘子尚小、来路犹长，从而大举进入，也正是这大幅度的跨入，既体现了其作为新兴力量、作为资本的强势，又让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其软肋，这就是：力有余而气不足。这气是文气，是需要涵养的。文物与艺术品收藏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在资本更改、确定所有权后，接下来的工作是静心读书、细心摩挲、耐心求证……而在拍卖现场，一些相反的现象值得重视：在真假问题上下注太多，在好坏问题上下注不够；在材料工艺上下注太多，在审美趣味上下注不够；在名头荣誉上下注太多，在风格创造上下注不够……把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推上新的历史平台的资本真是又可爱又可惜。

　　杜拉拉：故事刚刚开始

　　李 舫

　　从“世界中转站”法兰克福飞往各地的国际航班上，美丽时尚的职场女性“杜拉拉”是旅客打发寂寞时光的“温柔杀手”。

　　据不完全统计，在漫长的空中飞行中，《杜拉拉升职记》是内容庞大的机上电影资料库中被浏览次数最多的中国电影。

　　由一篇办公室题材的2000字博客，到一本发行量达350万册的大众图书；由一部投资仅1500万元的电影，到1.2亿元的票房收入；由“突围”谍战剧、家庭伦理剧占据荧屏的收视主流，到迅速拿下全国各上星卫视电视连续剧的收视冠军；由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到中国创造的文化符号……如果说201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腾飞之年，那么图书、电影和话剧直接产值超过3亿元的“杜拉拉”则是这一年里不可忽视的热词。时髦、漂亮、坚韧、智慧、幸运、激情四射、愈挫愈奋……在杜拉拉诸多性格的背后，不难窥测中国文化产业的成功走势——愈来愈丰饶的产品富矿、愈来愈完整的产业链条、愈来愈丰润的商业价值、愈来愈值得探究的成功模式。

　　从起步到腾飞，在短短10年间，中国文化产业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100余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已经被认为是推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观念上的变化，折射着中国整个文化管理体制和政策由单一到多元的重大转折，折射着中国文化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的重大转折，折射着中国文化建设由国家主导、政策推动到市场内生动力的重大转折。而这一系列转折，完美定格在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17%这样一个平稳高速的发展数字上，定格在中国文化建设面向明天的诸多机遇上，定格在打造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未来向度上。

　　2010，在这个不平凡的时间结点，放眼下一个10年，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而这种速度将给我们国家带来更多机遇——

　　从消费者服务业看，我们的文化消费上还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从生产者服务业看，我们的文化附加值还存在着巨大的拓展潜质；从数字内容产业看，快速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将拉动数千亿的内容产值；从城市化发展前景看，大批文化设施建设将带动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经济全球化语境看，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文化产业融入国际文化产业的步伐，并影响着国际文化产业的格局和体系。

　　收视率：假作真时真亦假

　　刘 阳

　　2010年7月，人民日报一组关于收视率造假的系列报道，让“收视率”这个原本只在电视、广告行业流通的术语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然而，就在公众对部分电视台的造假行为表示震惊的同时，却有业内人士表示，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是挑破了一个“脓包”，收视率造假早就是业内不折不扣的“潜规则”了。

　　不得不说，这个语出惊人的“脓包说”远比报道揭露的收视率造假事件更让人大跌眼镜，但是，这一言论更加突显的却是行业内外缺乏监管给某些居心叵测的收视率造假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跟电视一样，收视率对中国的电视和广告行业而言，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应用不过短短二十余年。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指标，因此不仅国内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还有待摸索和积累，而且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专家和机构也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在当前收视率已经被看作电视、广告行业的通行货币的情况下，促进收视率调查的公开、透明和公正，就显得尤为迫切。根据美国、英国等开展该项业务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要真正实现收视率调查的公正、可信，不仅需要收视率调查机构本身的科学方法和诚信态度，更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调控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通过一组报道，让更多公众知道了收视率这个行业术语，了解了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在获得了准确可信的收视率后，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收视率。说到底，收视率只是一个可供行业参考的数据，任何对其本身的攻击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欲加之罪，而如何将它用得科学、用得合理，却完全关乎从业人员的态度。

　　实际上，与收视率一样，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点击率、电影票房、图书销售量、剧院上座率等等一系列数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俨然将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各门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却远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量化评估的。一味地追求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效应，不仅不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真实面貌，还难免使产业发展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视率造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仅要警惕“惟收视率是瞻”，更要警惕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惟数字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