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天的紧张角逐，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4月8日晚在京揭晓。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深圳咸头岭遗址等十大考古新发现，从24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

　　评选揭晓后，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请他们就此次评选的特点进行点评。

　　监管不力 政策失控

　　盗掘问题相当严重

　　200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一半项目遭到盗掘，这一新闻曾经引起很大争议。评委张忠培表示，尽管今年他没有统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有哪些被盗过，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是，文物盗掘问题依然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一些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监管不力，导致文物保护相关政策的失控，比如，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几乎天天有人挖洞盗墓，就是没人制止，有些重要的东西和信息被取尽了！”这句话得到在场甘肃省文物部门负责人的认同。

　　张忠培痛心地说，“文物发掘的原则是，知道有好东西，但由于两个限制——考古技术的限制和保护条件的限制，在没有能力发掘和保护的前提下，我们都不会主动发掘。盗掘问题使考古工作者感到尴尬！本来是好墓，信息保存得很好，但被盗墓贼盗得稀巴烂，文物部门被迫做抢救性发掘，可以说是盗墓推着发掘走。”

　　课题意识 “文化”内涵

　　发掘理念明显变化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介绍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建设中的考古发掘比率占到90%，根据文物法进行的这一类保护性发掘，发掘之前以及发掘过程都有课题意识；另一部分是主动发掘，并带有课题研究性质。他以此次入围的浙江长兴七里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为例，同样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但由于云南的发掘注意寻找人类活动的遗迹，有“文化”内涵，而不是按照地质年代这一传统方法发掘，在发掘理念和发掘方法上，代表了建国以来中国考古界的一种追求，因此云南最终入选。

　　作为上海市17年来唯一一个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上海普陀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此次格外引人关注。徐苹芳认为，考古新发现大多在野外，上海的这一遗址身在闹市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多为遗址 少有“财宝”

　　学术意义“无价可估”

　　据了解，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开始于1990年。17年来，评审标准一以贯之，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能够代表年度考古发掘成果的精品，并能为学科发展提供新信息、新认识，以及具有示范和导引作用。

　　与往届相比，本届评选入围项目多，悬念大，关注程度高。张忠培半开玩笑地说：“按照现在许多电视‘鉴宝’栏目的标准，此次入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绝大多数都毫无价值。”他解释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60%都是遗址，是文物建制，并没有太多具有商业价值的“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具有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

　　据主办方介绍，2006年度十大考古的评委由中国文物考古界的顶尖专家和来自基层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组成，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评选带来一些新鲜信息的原因之一。

　　200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

　　●广东深圳咸头岭遗址

　　●河南灵宝西坡发现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

　　●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山西柳林高红遗址的商代夯土基址

　　●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

　　●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安徽六安双墩汉代墓地

　　●上海普陀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记者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