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化的白蚁正在吞噬着世界”，当下将小说简单化、窄化、意识形态化、道德伦理化的倾向也很是普遍，被这种倾向钳制的作家和刊物按照一种习惯的、迎合的“故事配方”提供小说，它们“叙事空转”，它们是一条“不冒险的旅程”，它们不承诺为我们提供新质的东西。小说的宽阔度被大大地放弃了。

　　小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勘探史，汇集于这条历史河流中的优秀篇什无一不是对小说疆界的勘探发现，无一不是为我们的小说面目提供新质的“另外可能”。对小说可能性的勘探还未结束，它所呈现的宽阔就足以让人惊讶。与这种勘探热情相对立的是，“简单化的白蚁正在吞噬着世界”，当下将小说简单化、窄化、意识形态化、道德伦理化的倾向也很是普遍，被这种倾向钳制的作家和刊物按照一种习惯的、迎合的“故事配方”提供小说，它们“叙事空转”，它们是一条“不冒险的旅程”，它们不承诺为我们提供新质的东西。小说的宽阔度被大大地放弃了。被困囿的小说缺乏它应有的活力。

　　在这条被称做“小说史”的河流中，我们见到过小说的丰富性、多样性，见到过勘探者风尘仆仆的身影。正是这种丰富和多样性延续着我的阅读乐趣，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阅读者的“幸福本源”。我读过列夫·托尔斯泰之后为什么还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福克纳之后为什么还要读巴别尔、卡夫卡、胡安·鲁尔福？因为差异。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提供，因为它们冒险。

　　“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或者……”

　　事实上，那些主张小说“贴着大地行走”的人是很难读懂小说的，尽管他们可能严肃得可爱，具有强烈的悲悯情怀。“贴着大地行走”是对小说的人为窄化，是画地为牢，它将目光压缩在所谓“现实”的一隅，只注视已有的发生却忽略发生的可能；将时间进行粗暴截取，“当下”，眼前的现象变成唯一可见可感的，唯一可取的。这种窄化在我们目前的文学中正在大行其道。米兰·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提出小说的四种恳求:游戏的恳求，梦想的恳求，思考的恳求，时间的恳求……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中国文学中，我们鲜见这四种恳求，它们被抛开了，被放弃了。“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或者……”我的意思是，在一个有责任感和敬畏心的写作者那里，他可以像鼹鼠那样专注于人类存在之谜、人类存在的可能和人性隐秘的发掘，可以像飞鸟，呈现飞翔的轻质，提升人类对世界、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他也可以像别的什么，他可以是鼹鼠与飞鸟之间的中间状态，他也可以同时兼具鼹鼠和飞鸟的双重——像米兰·昆德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来属于鼹鼠，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更多地属于飞鸟，而写下《铁皮鼓》的君特·格拉斯，写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则属于中间体，他们既有现实的丰厚也有奇思妙想，故兼备二者的属性——这样列举分类也许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它有利于说明。描摹日常的平面照相技术和摄影技术都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那么小说如果只提供这些，只在这一方向上停滞，则会丧失它存在的合理性。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或者……对不同面目、不同方向的文学诉求给予必要的尊重，应当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故事之书，智慧之书”

　　对于小说，我们时常提及它的故事诉求，“好看”，有很大一部分指的即是故事指标(故事之书的要求我将略去，因为它是小说写作的基本技术活，是常识)——然而，我们对小说的智慧却少有提及，即使提及，也只是那种建立于世俗可理解或者道德可理解的“深刻”之上(一个新小说的出现，多少应当是对已有的冒犯。可在中国，这个冒犯却是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变得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这样的深刻与真正的“小说智慧”距离遥远，它们相交的部分很少——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小说的智慧存在于“道德悬置的地方”。小说的智慧:它可以是对人性、对人存在的深入探寻，它开掘、放大日常中司空见惯却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它可以是对问题的质询，将我们从知识、哲学中拉出来，使问题重新成为问题；它可以是形而上的，是在小说面目下进行的思考；它可以负载科学，智识，有较强的“专业性”；它可以是对某一些词，某一些人或物的重新定义……当然，小说中的智慧之书并不意味着它属于什么哲理小说，而是指:它是及物的，是对一个个人的生存所进行的思考打量，尽管这个人是所有人的一部分——在这里，小说中的思考打量是针对具体人的，是贴附于这个具体人身上的，它不是、绝不是写作者行为、宣言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附庸。它不太应当指向明确理性，它是模糊的，因而是有意味的，经得起回味的。小说的知识化、精英化是应当被宽容的，部分写作者的“智慧之书”是对小说疆域的拓展，同时，它也会渗入、影响故事之书，使故事之书从简单地讲一个传奇故事中脱离出来，获得提升。需要申明的是，故事之书和智慧之书之间不具备明显界限或者鸿沟，许多的智慧之书也是以“故事”的面目出现的，甚至是《好兵帅克》那样的通俗故事。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明确说明，“这是表达我理想、梦想的书”，然而这部类似童话和传奇的书中，我们可见的只是“故事”，他对自己的思考没有落下一字。所以我们不知道柯希莫男爵写给伏尔泰、狄德罗书信的具体内容，不知道他所制定的《宪法》的具体内容……更大的苍凉也由此呈现。

　　“审美的溢出，以及陌生而美妙的汉语”

　　部分小说，因由它强烈的个性方式而对我们的习惯构成冒犯，对我们由旧有小说理念、阅读经验培养起的审美构成了溢出，它们甚至带着一股“灾变”气息，让我们一时无法接受，无所适从，这应当是每一个阅读者都曾遇到的问题。现在，我依然能够回想起初读卡夫卡、唐纳德·巴塞尔姆、让·热内、福克纳时的情景，它让我产生双重怀疑:一是对自己的阅读能力，另一则是对文本。即使由“经典阅读”培养起的审美习惯也会遭遇这种溢出，好的小说就是在不断的挑战和拓展中建立起的，而对溢出旧审美的文本的吸纳，则是对我们审美能力的补充和扩展。如何对待这种“审美溢出”在我看来是对一个阅读者的考验。我不否认，用怀疑的眼光去阅读任何文本是极为必要的，然而给予“溢出我们审美”的小说宽容和尊重，先去试图理解则同样必要。眼下的普遍境况却是，我们愿意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过于自以为是，以自己或者所谓“大众”的眼光来规约小说，就低不就高，压制掉小说的个性特点，使它趋向平庸(我承认，这种倾向在我和我敬重的作家学者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我们可能习惯和赞赏那种在规范范围内的轻冒犯，允许它高半拍，快半步，超过这个限度则不再能容忍——保持一种良好的吸纳心态去阅读，尽少给自己设置可能的限制，也许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的。

　　构成审美溢出的不只是小说的叙述方式、内涵和对世界的个性理解，还包括语言。王小波在他的随笔中提到语言的丰富和美妙，他说那些优秀的翻译文本造就和提升了他对汉语的感觉。在这点上，我和他的经验有些相同，让我能够理会、品味出汉语美妙的是那些译文，有时感觉，像君特·格拉斯、威廉·福克纳、卡尔维诺等“国外作家”比我更会使用汉语，是他们，使我们的汉语有了强烈的陌生感，有了丰富和歧义，有了意外和韵味，使语言有了强烈的艺术性。在当下的中国作家那里，在我们习见的小说中，这种艺术性的汉语严重匮乏，它们太平淡太顺畅了。

　　李浩，青年作家，现居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