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在“温柔之乡”里，平静、安逸、小气，与社会的风雷激荡、风云际会不相称，与时代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它可能记录下了一种假象，甚至留下了一段空白。

　　●当作家让文学变成了个人化的呓语和叙述、变成了休闲之物时，难道我们忘记了鲁迅所说的文学是匕首和投枪吗？

　　●文学之路的解决，说到底，就是参与，参与到人民的生存中去。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最过硬的”。与生活隔离，你写什么。

　　日前，湖北作家陈应松来沪，在上海市作协的“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讲坛”作了题为“文学的突围”的讲座。从当代文学的困境出发，陈应松认为，面对诸种文学的生存现状所产生的包围、挤压与扼杀，作家要走出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告别“温柔之乡”，参与到人民的生存之中。——编者

　　1.当下文学的包围圈

　　我们说文学突围时，其前提是它已囿于困境之中。什么样的困境呢？当代文学的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有许多死结。首先，新世纪文学是“终结集体话语”的时代，是“个性化时代”。这使得文学的格局变得非常狭小，也失去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勃勃生机和生气。其实当下是充满巨变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各种利益与价值都在发生巨大的冲撞和博弈，各种思考与观念都在发生激烈的对抗。可是，我们的文学却在一个“温柔乡”里，平静、安逸、小气，与社会的风雷激荡、风云际会不相称，与时代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最终，我们的文学可能记录下了一种假象，甚至留下了一段空白。

　　其次，当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已经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瓜分，留给后来者已经不多了。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一场文学的圈地运动。那些作家所达到的高度，现在已很难逾越。他们已掌握了话语权，占据了文学市场。当然，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巨大空间——行政资源。这些使得后来者很难与之抗衡。

　　第三，最为可悲的是，目前整个文学价值判断体系失衡。作家们无所适从，处于一种最混乱、最保守的时期。这种迷茫的状态使他们失去了80年代的那种朝气、那种探索的勇气和精神。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崩溃、众语喧哗的时代。你的声音很难发出来，想发声也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你就是想说什么别人也不知道。然而，你又能表达什么呢？现在很多作家的心里没有一个基准点，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文学成了一个没有疆域和边界的国度。网络文学的出现又将这种无边无际的茫然推向了极致。

　　最后，文学现在没有了它的终极意义，也没有了它永恒的价值。我们的文学空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学沙龙主义的傲慢，败坏了许多作家的胃口。比如他们油滑的题材，彻底颠覆了文学的庄严和神圣，消解了文学的神性。如果文学失去了它的神性，没有任何神秘感和崇高感可言的话，我们就会对它失去敬畏，然后，我们可以用对它采取亵渎的方式来走近它。当代很多作品都是在亵渎文学。有很多年轻的作家说他们的作品就是追求速朽。如果文学成了一种泛滥成灾的东西的话，它还有神性吗？

　　2.走出狭隘中心主义

　　面对以上诸种文学的生存现状所产生的包围、挤压与扼杀，那么，怎么拯救文学呢？怎样冲出包围圈呢？我们又能怎样扩大文学的生存空间？我认为，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的原点。文学的原点是生活、人民、艺术、境界、思想等，应从这些方面来寻找出路。

　　要返回文学原点，就要走出某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山西作家李锐的一篇文章，谈到所谓以北京为中心的那些作家的表演时，说:“所幸者，在一些人自以为的中心之外，还有广阔的原野和高山，中心不止一个，中心也并不是你说了算，也许每一个作家脚下的土地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李锐给我们一种方向性的启悟，就是说冲出狭隘的所谓北京中心主义，入主真正的中心，你才能成为中心，你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土壤。真正的中心是什么？是大地，是人民，是高山和原野。

　　我为什么反对个人中心主义呢？因为，过多的个人化使得当代文学的路窄了、格局小了，把自己圈入了一个小天地，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个人化也不是错误的文学思潮，只是在当前，可能会把我们的文学引入歧途。我要表达的是对抗文学沙文主义的中心。我们要对时代有提纲挈领的认识，对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必须走进生活中去，和人民一起分享这个时代的欢乐和痛苦。文学之路的解决，说到底，就是参与，参与到人民的生存中去。

　　事情可能就是这么简单，问题是你能迈出这一步吗？现在我们作家真是太舒适了，太闲适了，太安静了，太清净了。他们生活在“温柔之乡”里，提前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没有什么痛苦和灾难在眷顾他们、等待他们，也没有谁再去批斗他们，再去检举揭发他们，再去监视他们。他们也不需要在那种艰难的生活中餐风饮露。当作家让文学变成了个人化的呓语和叙述、变成了休闲之物时，难道我们忘记了鲁迅所说的文学是匕首和投枪吗？马尔克斯也说文学就是火器，这是文学的战斗性。

　　3.告别“温柔之乡”

　　然而，这种“温柔之乡”，就是一种安乐死。讲讲我在世纪之交的心路历程吧，对于当代文学的突围而言，这或许是个启示。

　　1999年，我搬进了省文联大院，就是作协大院。在这大院，慢慢地，你就会成为安逸的人，就是每天关在屋子里过一种简单的闭门不出的修道士的生活，就像修行一样，每天都在写，晚上出来“放风”。我发现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早餐是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吃午饭，晚上什么时间吃饭、散步，生活得很有尊严。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虽然大家都在写，但是写出来的小说并不让人惊艳，而且这些小说的场景、情节、细节、故事发生的地方都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这些作品里，你看不到一个作家应该有的激情、野性和生命的光芒。我们的生活太相像了，我们的作品也就很相像。

　　在这里，最让我震撼的是另一件事。这个院子里退休的老作家、老艺术家太多，时不时就会有人去世。每当散步的时候，我就发现门口又贴出来一张讣告。一见到讣告，我就沉浸在一种灰暗的情绪当中，若干年以后，我也会成为逝者。生命何其短暂！然而，这些逝者在大院里生活了几十年，究竟写过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了呢？能留下那种让人敬仰的作品？能留下那种我们无法超越高度的作品？他们老了，头发白了，步履蹒跚，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是多么悲哀。那一年我43岁，我有了一种恐惧感，我感到我的文学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

　　我们的作家体制就是这样的。体制内的作家不经受风吹雨打，国家会发一份很不错的工资，这还不包括稿费。在全世界来说，只有中国有专业作家，这个体制当然对国家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有巨大的弊病，一个弊病是专业化，另一个弊病就是贵族化。作家不应该是圈养的，他应该是散养的，他不应该是非常精致的，他应该是粗粝的、有野性的，他应该走到民间和大众中去，这才是文学。

　　当然，并非说在大院里就一定写不好，也有人写出好作品。虚构、回忆都可以写出好小说。但是，在当前，我认为我们作家需要走出去，而不是陷入一味的虚构、回忆。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最过硬的”。与生活隔离，你写什么？

　　4.返回文学原点

　　我说了，我住在湖北省作协大院这个“温柔之乡”时，我想写出令人难忘的作品，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写，写了也不过是硬写，挖空心思地写，胡编乱造地写。像个疯子、像个偷窥者到处去找素材，到旧书摊上、电视上、报纸上、网上去找资料。材料找到了，然而，有种东西总是找不到的:生命的激情。

　　我想说的是，在生存现场的思考与在书斋里的思考完全不同。在这里，山川风物、各色人等，他们的出现都会对我产生震撼，对心灵产生一次次冲击和审判。而且你的写作立场会因之发生根本的突变:突然间就会对过去的生活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突变会改变你的写作以至你心中对作品定下的高度和期望值。

　　而且，在生存现场中，你亲身得来的东西该有多么重要。它有你的血，有你的汗，有你的体温，并融进了你的生命和情感。“生存”是最鲜活的，充满了动感、有血有泪、有感情的一个词。它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底层人来说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你在这样的现场所获得的一定是十分厚重的，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轻佻。所以，高山和原野是我们从文学的现状中突围出去的最大财富，这是体制内作家走出去的意外收获。虽然材料的获得有很多种方式，但我认为最重要还是进入生存现场，那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让你得到极大的感触，这才是作家的正路。

　　总之，我想说的是，作家要从过度自恋突围到人民中间去，从非文学状态突围到文学状态中去，从书斋写作、阳台写作、客厅写作、酒吧写作、回忆写作、虚构写作突围到大地、民间的写作中去。我想解释的是，所谓非文学状态就是那种企图不经风吹雨打、流血流汗，而玩空手套白狼、一夜之间走红暴富的心态。作家只有在与大地的拥抱中才会有真诚的泪水和欢笑，才会永远保有朝气蓬勃的写作状态，永远充满着激情和活力。

　　陈应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别让我感动》，小说集《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黑艄楼》、《苍颜》，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环境文学奖、上海中篇小说大奖、《人民文学》小说奖、湖北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