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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许多美术行为，尽管有许多夸张和谬误，却也描绘出了那个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令人怀念的年代

　　★ 本刊记者/杨时旸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在今后许多年，将是会被反复咀嚼和不断讨论的特别岁月。那是一个混杂着兴奋、冲动、激进、理想和荒诞的精神年代。同样也是中国前卫艺术的青春期。

　　在这个青春期中发生过的躁动都被当年的记录者温普林定格为图片或者录像。这些已经被称作历史的图像，3月8日起被挂在了北京索卡艺术中心雪白的墙壁上，当事人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依靠这些图像拼凑着自己对当年的幻想。

　　而记录中的一切，都只属于那个逝去的年代。

　　一次空前绝后的“创举”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天还没亮，几辆卡车停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门口。来自八大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开始聚集。卡车上装满了稀奇古怪的道具和各种乐器以及音箱，卡车开往的目的地是慕田峪长城。年轻的艺术青年们要去参加一个叫做“包扎长城”的大型艺术活动。组织者是温普林。因为卡车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学生骑着自行车跟随其后。

　　年轻人坐在解放卡车上，敲打着架子鼓，奔腾而过。到达长城时，天空已经放亮。温普林看到现场的年轻人时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也没想到能来这么多人。”温普林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一切变化无论对于官方还是民间都显得过于迅猛，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对于新生事物做出一个明确判断。这样的空白给了温普林这些人巨大的试验空间。“我当时直接找到长城的管委会，跟他们一通胡侃，又带了一点对这个纪录片的前期媒体报道。我跟他们说，剧组要在长城拍摄外景，他们就信了。”温普林现在说起来还有点“阴谋得逞”的味道。

　　在温普林的设想中，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最多不超过400人。于是，剧组准备了300多份盒饭。但是最后他发现，当天的参与者最保守的估计已经超过1000人。那一天的拍摄花光了温普林手里的所有经费。这些经费的来源同样有着典型的80年代色彩。在拍摄“包扎长城”这个纪录片之前，温普林去找了当时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金观涛。温对金说，自己也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金观涛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温回答说，“没钱。”金观涛开始查账，说一共就有两万八。温普林随口说了一句，“够了。”于是，这笔在当年看来算是巨款的资金全部划到了温普林的名下。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包扎长城”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所有人聚集在长城下面，有人鼓动温普林“讲两句”。温普林夹杂着东北腔喊起来，“哥儿们，记住这一天吧。这一天肯定是空前绝后的。”旁边有人碰碰温普林说，“别啊，空前可以，别绝后啊。”确实在80年代之后，美术界再也没有出现当年的盛况。

　　活动开始，温普林腰两侧分别挂着一个对讲机联系15个副导演和剧务。“我自己打着太阳伞坐在一个山头上喝啤酒，下边已经乱成一片了，我在那儿乐啊。”温说。

　　艺术家盛奇把自己用白布完全包裹起来，在众人拉起的一个黑色蜘蛛网道具中间缓缓的打着太极。他的寓意是自己在为中国疗伤。徐冰蘸着墨汁开始制作后来变得著名的《鬼打墙》。先锋戏剧导演牟森放飞了一盏“天灯”，以此表示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夜半十分，张明娟跳起了充满巫术味道的舞蹈，烟雾弹被燃放，烽火连天。日后成为中国摇滚大腕的那些歌手当天几乎全部到场，大家唱起歌，音箱的电线接出了几公里。

　　狂欢持续了一整夜。所有景象都被温普林指挥的五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片子后来被命名为《大地震》，是他计划系列拍摄中的一个部分，“包扎长城”也成为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记。

　　“八五”新潮：在模仿中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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