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美术运动是一场艺术圈自发的行动。80年代中期，在突然之间看到大量涌入的西方画册和西方哲学之后，大批艺术青年纷纷操练起来，组成了各种团体和派别。北方群体、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群体等等，他们大多以地域划分，团体超过100个。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其中很多团体的代表人物，如王广义、黄永石水等等都成为了现今的艺术界大腕。而当时，他们对未来的方向和其他热情的艺术青年一样，充满未知，一切那时看似坚定的“纲领”，其实都充满尝试的味道。

　　艺术家叶永青在回忆“八五”运动时说，“‘八五’时期较之于80年代初期的确不同，一方面批评家作为一种独立的角色出场，取代了以前的长官意志；另一方面艺术家在意识上的成熟，开始自觉地把个人的东西同整个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尽管当时的作品仍然很粗糙、很夸张，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多从画册得来却又食而不化。但可以说，今天为画坛所推崇的中国架上艺术的种种样式，都来自于‘八五新潮’美术。”

　　“八五”美术运动后来被人称为“画册效应”，颇准确地反映了当年艺术家对西方艺术了解的程度和自身急不可耐的热情。

　　当年还是川美学生的罗中立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写道，美国一位艺术家用巨大的画幅画出了一幅平民肖像。“巨大的”三个字给罗中立带来了冲击，使他完成了著名的《父亲》。这种依靠着想象和猜测的摸索，成为了“八五”运动中的常态。

　　“八五”运动期间，温普林主要在自顾自玩着实验戏剧。他的专业是美术史，科班的训练使他能比较清醒地认出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每一幅作品所模仿的对象。“所以我对于那些(模仿他人的艺术青年)群体不可能有太大兴趣。这是一种自觉。”在他看来，一帮画画的组成几个团体其实和农民革命的形式差不太多。而在当时，对于西方艺术的模仿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值得反思的行为。在当年的美术报刊上，一些批评家明确表示，艺术家要尽快完成对于西方艺术一百年的“演练”，才能有自己的创作。“演练”这个词，把“八五”运动中一些食洋不化的模仿，变得在艺术上合理化。

　　当年活跃在“八五”运动中的艺术家们纷纷读起尼采和叔本华，达利、蒙克这些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对于经历了诸多荒诞之事的中国艺术家来说，意味非凡。众多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视角去截取西方艺术流派中自己想要的部分，把误读放大，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各种流派。

　　在温普林的观察中，“八五”运动中间出现了两类人，一是从原有体制内滋生变异出来，他们只反对当时的美协画院体制，有“揭竿而起”的味道；另一类是彻底的“盲流”艺术家，没有团体意识，还在为生计奔波。如今，这两类中很多人都已经成了国际视野中的大腕。

　　“在当时，那些各种团体的组合目的很单纯，只是渴望交流。但是有了团体就容易有纲领，有宣言，这和以前中国的习惯有关。而那些盲流艺术家是真正具有活力的。”温普林说。

　　可这些盲流艺术家和团体派别之间的摩擦，也终于在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上爆发出来。那一次，众多的体制内团体的代表被邀为座上宾，而盲流艺术家成为了搅局者。

　　“八九”艺术大展：狂热的终结

　　1989年2月5日，大年三十。中国美术馆门口，人头攒动。大片的布匹上画着黑红相间的禁止掉头的交通符号。这是这次大展的标志，“不许掉头”这几个字隐喻中国前卫艺术一直向前的姿态。

　　批评家高名潞戴着80年代知识分子式的大框眼镜，走到话筒前，宣布大展开幕，“美术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举办和参与的现代美术展，今天终于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当时中国评美术界的批评家们，多来自体制内美术杂志的编辑，高名潞以一个领导的姿态亮相，也标志着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力量正式走上中国前卫艺术的舞台。

　　这个以“不许掉头”为主题的展览从客观上，是一次对于整个“八五”美术运动的成果汇报。“这次展览是‘八五’运动的一个终结。”当年在大展现场拍摄记录的温普林说，“那个大展实际上已经掉头。”

　　“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前一年的黄山会议上，批评家高名潞等人把“八五”时期各地的艺术家团体召集到一起。以放幻灯片的方式推进着会议，艺术家张培力带着砸玻璃的装置，李旭做了一个移民文化的讲解，费大为放映了一批法国的作品。会议期间，争吵打架的事不断发生。“我们还把当地所有计生用品店的安全套全部买光，放在信封里，偷偷的从房门下边给每个人的房间塞进去。”当时参与会议的上海艺术家孙良对当年的恶作剧记忆犹新。

　　黄山会议其实是对“八九”大展的准备。在“八九”大展上，已经充满了批评家对于艺术家的“指导”。“实际上有点像江湖排座次。批评家指点江山，要求上海艺术家要国际化一点，北京的要政治波谱一点，四川的应该乡土一点。”孙良回忆说。

　　现代艺术大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禁止行为艺术。但是原本还算井然的展会秩序还是被打破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艺术家在组织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纷纷来到会场：山西艺术家“大同大张”穿着丧服为大展披麻戴孝，李山在中国美术馆这个最高艺术殿堂公然洗起了脚，吴山专在大厅里卖起了对虾，因为比市场上便宜许多，还引起很多观众的抢购；艺术家张念安心地坐在一堆鸡蛋上面，身上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这些搅局者的出现让组织者高名潞、范迪安等人头疼不已。接着，批评家们分工明确，分别将这些不请自来的艺术家们带出了场地。但就在同时，艺术家肖鲁打出的两声枪响，既完成了这个大展上最著名的一个行为艺术，也宣布了大展的闭幕。

　　“八九”大展的结束，也同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荒诞和充满热情的行为，变成记忆永远留在了那个理想主义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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