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9日，即将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亲手揭开了蒙在“中国法院博物馆”牌匾上的红绸，中国法院博物馆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作为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行业性博物馆，其极具价值的馆藏，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历史。

　　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一份特别的起诉书引起人们的注意。1937年4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沈钧儒等7人提出起诉，这份起诉书的背后即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隔半个多世纪，“七君子事件”的真相也逐步解密。

　　“七君子事件”真相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年2月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救国获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东北四省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成为主张抗日的喉舌，所刊载的文章多以团结御侮、反对投降为内容。当时的政府当局非常恼火，勒令查封。不久，《新生周刊》又起而代之，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尽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由此，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祖国大地蓬勃开展起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唤起民众，宣传救亡图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篇文章在全国各界影响很大。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个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取保释放第二天又入狱

　　“七君子”被捕后，关押在上海，12月4日移解到苏州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因为是女性，被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又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看守所，沈钧儒等大义凛然，指着狱吏的鼻子责问：“我们犯了什么法？凭哪条哪款逮捕我们？”狱吏张口结舌，不能答对。看守所长闻讯前去解释：“这，这，这个，请原谅，由不得我们，我们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们要我说哪条哪款，我也确实说不上来。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回头，看守所长觉得对沈钧儒等社会名流进行关押，确实于法无据，关了一夜后，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取保释放了。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翁赞年听下属报告放人了，气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新近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们触犯了这个法的第六条。谁敢擅自做主放人？我将提请追查！”

　　这一下，可吓坏了看守所长，于是，在第二天深夜1点多钟，“七君子”又被统统逮捕入狱。看守所长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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