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激烈交锋

　　“七君子”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极大，全国人民以及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向当时的政府提出抗议，“社会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李宗仁与白崇禧等政要人士也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营救。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4月3日，政府当局不顾海内外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将沈钧儒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提请江苏省高等法院依法审判”。根据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刑事被告人可以委聘三个律师为之出庭辩护。出于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之热忱，住沪20名著名大律师自愿组团担任义务辩护人。

　　在6月25日审理中，双方的交锋十分精彩。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

　　爱国斗争终获全胜

　　在狱中，“七君子”赤诚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青年看守文六。当文六提出希望“七君子”书赠墨宝时，他们当即应允了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要求。1937年7月9日，“七君子”相继在一张巨幅宣纸上，为文六题写了各自的抗战词。当时年已63岁的沈钧儒首先执笔，书诗一首：“双眼看园扉，苦笑喊前进。闻之为泪落，神往北几省。矫矫传将军，力遏敌胆进。聊想及青岛，沈子呈夙敬。努力在前途，存亡悬一瞬。国难如此殷，吾侪乃见摒。哀哉勿自饭，驼耳犹知斗。”诗中赞扬了率部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主张抗战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和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

　　接下来，邹韬奋的题词是：“团结御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也都分别题词。最后提笔的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敌人紧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抵抗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是个震惊。《宣言》提出：“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背后有日本的压力

　　在2004年3月26日上海“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透露，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他们的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四天，密电就称：“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23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致本国陆海军电(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又，本官本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市长。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

　　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

　　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这一历史真相。(特约撰稿 胡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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