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在批判武训和陶行知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江青走上前台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往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风云骤变。5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颂扬武训的新书。

　　批判运动开始后，江青终于走到前台。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20世纪30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30年代初到上海，她在“晨更”落脚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闻名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1932年秋，他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

　　在晨更，十几名成员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一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情绪十分高昂。江青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王洞若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

　　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居住。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说敌人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江青便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第二次来沪身陷困境，陶行知伸出了援手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据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捕。江青被捕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

　　为劝说唐纳，无意中得罪江青

　　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终于一举成名。这位飘飘然的“红都女皇”在自夸自赞之时，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柯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江青的颇有人在，她却惟独留意于唐纳，两人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帮助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频频出现报端刊尾。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知。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消息后，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人生为一大事来，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为个人而活，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们去拚命。

　　若是为意气拚命，为名利拚命，为恋爱拚命，问我们究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于是，这首小诗便成为睚眦必报的江青报复消恨的事由。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虽然在7月10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一诗连同另外20余首同期所作诗，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11月出版。但剧烈动荡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诗集在当时并未引起反响。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继续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

　　看到陶行知的诗后，江青反目成仇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了“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为“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专程前去重庆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有意回避了。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28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火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问世，流传颇广。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怒不可遏。

　　同时，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纪念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唐文权文

　　　□摘自《历史谜案揭秘》杜导正 廖盖隆 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