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登场

　　柏杨魏巍离世

　　一个是直陈中国人“丑陋”的老愤青,一个是直抒光荣与梦想的老战士,这两个人的离去,留给人们的不只是伤痛与惋惜,更多的是喟叹,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感慨。无论是柏杨还是魏巍,他们都属于一类人:永恒地活在人们记忆中的人。《丑陋的中国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文章曾带给我们震撼和感动,但却随着岁月积累层层灰尘,直到掩盖它所有的光辉。若不是今年两位老先生的去世,大概很多人已经忘记这些深埋于心中的深切记忆。

　　它们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重新暴露在公众视野,却失去了往日耀眼的光环。《丑陋的中国人》诞生于台湾言论禁锢的时代,他的激烈言论一出,让柏杨深陷牢狱,却获得了英雄般的尊重。但如今,“丑陋的中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和象征,学者们开始反思《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就像台湾学者孙隆基说的,柏杨有鲁迅的刻薄而无鲁迅的深度。尤其当外部环境宽松时,被迫害的英雄光环也会随之褪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但他一直坚持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却和这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作家肖复兴说,“属于魏巍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过去了。”

　　但无论如何,辉煌的历史不该被冲淡,曾经的感动与震撼不该被遗忘,我们需要回过头,带上对两位先生的敬意,带上他们曾经给予我们的冲击和感动,然后义无反顾地前行。

　　“脑残‘90后’”登台

　　去年,我们还在谈论着“80后”的是非功过,今年,“90后”却已然成为新的文化风景。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已经成年了。非主流、火星文、“炫富女”……“90后”挟带着各种光怪陆离的新思想、稀奇古怪的新玩意高姿态地走入我们的视野,看得我们这些“老人”们目瞪口呆,只能以“脑残”形容之,但“脑残”是否足以概括“90后”的特质,显然值得商榷。即使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该宽容待之,毕竟每个人都曾有过幼稚和叛逆的岁月。

　　在文坛,“90后”作家们带来的是另外一股年轻的风。当所有人的目光还集中在郭敬明、韩寒这些“80后”作家身上时,“90后”作家已经小荷露出尖尖角。许多出版商都在悄然试水,在“80后”的夹击下推出多位“90后”作家,如特招进入清华就读的蒋方舟(1989年出生,自称“泛90后”)、不幸英年早逝的吴子尤,身残志坚的女孩张悉妮等,只是没有一个人足够分量媲美当年的韩寒所带来的冲击。

　　时间,也许是“90后”们最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时间成长、成熟,就如同我们所有人所经历的那样。

　　富豪·停刊

　　作家富豪风风火火

　　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揭晓后,依然是风风火火,依然攻占着媒体头条。在年底风起云涌的文化集市,吸引并吊足了作家、写手、文化看客及网络草民的胃口,给诸多评论人提供了写作由头,给读者提供了谈资,给媒体添了版面,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连人民网都推出讨论专题,称之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文化标志性事件。与往年一样,榜单在争议中引发关注,但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人们对作家致富有了理性的看待,争议不再集中于“富豪榜与文学无关”之类的老话题,而转向于榜单是否专业、准确与公正。

　　究竟是作家财富勾起大众的好奇心,还是人们对文学本身抱有幻想?抑或如知名学者叶匡政所言,这份榜单早就活在每一个与文学相关的人的头脑中,它已成为左右我们今天文学秩序的一种力量；证明的恰恰不是文学的兴旺,而是文学的消亡?颇为有趣的是,高二退学到北京从事编辑工作的制榜人吴怀尧,如今已成为话题人物,甚至推出国内首档个人媒体品牌《怀尧访谈录》,与文化名家频频对谈并受到追捧。难怪有媒体感叹,中国作家富豪榜已成为吴怀尧个人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译文》停刊惨惨凄凄

　　相比较畅销书作家的风光无限,文学刊物的处境显得更加落魄可怜。11月20日,有媒体报道国家级刊物《报告文学》公开卖版面,只要交钱就能登文章。此事引起了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度关注,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表示,应给予严惩。

　　同样是处境低迷,也有纯文学刊物坚持不走“市场自救”的路线,如上海《译文》,却在出完2008年第六期后,悄然停刊。加上之前几家关门的刊物,有评论称今年为“人文杂志停刊年”。各方声音在惋惜该刊寿终正寝同时,大多赞同纯文学类期刊生存困境由来已久的说法。有统计称,目前全国近千种文学期刊中,能维持正常循环的不到100种,发行量过万份的不超过10种。

　　在此状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也不忍苛责为什么有些文学期刊公开卖版面或者为了迎合读者,转向通俗文学市场。作为我们昔日的精神食粮,这些文学刊物的停刊或变味让很多人痛心不已,但这究竟是“自负盈亏”规则下的牺牲品还是社会文化变革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穷则思变,变则通,关键在于如何“变”,对于低迷的文学期刊市场来说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