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

　　正式“来”了

　　孙小宁

　　在今年的外国文学出版中，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出版，堪称一个出版事件。这是一个挂在许多中国作家嘴边并提起来就心怀感激的美国作家，苏童曾说，他英语并不好，但因为太喜欢了，生生磕下了卡佛的小说原著。那种骨子里的喜欢，是我与他去年在日本聊文学时强烈感受到的。

　　事实上，像许多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在正式引进版权之前，卡佛的作品就在中国有相当的流传。于晓丹翻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推出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算是最早的版本，其后还有作为英语注释读物问世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有影响力的版本还包括台湾版的《浮世男女》(根据《Short Cuts》翻译，张定绮译)、《当我们讨论爱情》(根据《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翻译，马英译)。译林社今年推出的肖铁译《大教堂》，算是第一次正式引进中文简体字版权。

　　在当今广告用语无所不用其及的时代，再用“你不能不读××之类”的话来说卡佛，已经显得无足重轻，但是，雷蒙德·卡佛小说的正式出版，带给许多写作者的欣喜与震动，我依旧能随时感受到。卡佛热首先显示在卓越网的销量排名上，其次，那篇著名的小说《大教堂》的博客转贴率也奇高——我的一位写作朋友甚至也把它转到了我的信箱——他是第一次读到《大教堂》，他只说了一句：我感到羞愧难当。

　　生于1939年的雷蒙德·卡佛，只活了五十岁，人们称他是海明威后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像他的小说人物一样，他一生贫困，境遇不佳，笔下的底层人物，都是那种“人生仿佛要耗尽，但仍要把塌下来的袜子拉起来前行”的人，他的写作既备受赞赏，同时也招致批评，后者来自那些自认美国人过得没那么糟的读者。

　　“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是评论家给他的定义，反过来，他一点不喜欢这样的标签。但是他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在美国的出现。正是这种语调与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

　　大概谁也没想到，雷蒙德·卡佛作品引进，赶上的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人因此把他的作品归类为艰难时世中的平民阅读，究竟能否起到如此功效，仍然存疑。因为，卡佛依旧有他的门槛，浮躁的心灵是无法与它贴合的，同时也需要对于文学的鉴赏力。

　　文学圆桌会

　　读卡佛，为什么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

　　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

　　卡佛到底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或者是首要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小说的写作，什么值得我们作家提笔观察或者是表达，过去的中国作家受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影响，通常认为是要有希望的，要在他的生活和命运中表达了充分意义的，即使是个倒霉蛋，最后也一定表达了一种希望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定是要有充分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写。

　　但是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有意思的是卡佛在美国也不被右翼、保守派喜欢，美国的右翼跟我们中国一些人的逻辑是一样的：难道我们美国人是这样的，我们美国人天天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很昂扬向上，怎么像你卡佛写的这样的。但是正如卡佛所做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笑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意思是说，在人的生命中，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沉默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只好放到沉默里。

　　苏童(作家)

　　卡佛留下的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卡佛，为此，评论家李陀还曾跟我急，他说，你的短篇不比他差啊。为什么崇拜他？其实我不是崇拜，而是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所有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你都觉得在记流水账。照理，记流水账，水是往低处流的，但他这样的小说笔法，水是往高处流。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流水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我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启发。因为他切入得很成功。对于我，这等于打开一个新窗口。一开始我说很喜欢他时，还是犹豫的。是不是显得……后来我发现，有好多外国作家也喜欢他。喜欢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英语不好，但因为太喜欢雷蒙德·卡佛了，所以就找过他的原作小说来读，那才叫死磕。最初我是从《外国文艺》刊物上发现他的《大教堂》、《马辔头》。我以为他是个冷门作家，结果有一次在意大利，翻译我《妻妾成群》的译者，他家书架上就有《雷蒙德·卡佛小说全集》(英文版)，他看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而我真就啃了原作。雷蒙德·卡佛是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肖复兴(作家)

　　卡佛的小说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

　　我是通过苏童的文章了解卡佛的。那一年暑假肖铁(即本书译者)回来探亲，带来卡佛的几本书，一个是《大教堂》，一个是《请你安静些好吗》。像我这样的英语水平借助字典完全可以看懂，我印象当中他写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表现方法不一样。

　　从小说而言，卡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心想事不成写的，哪怕现在事业成功了，内心也一定有这样的成分躁动。读卡佛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库佛，应该说库佛是卡佛的前辈。他们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库佛小说可能更多是写那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写下层人士。比如说他的一篇小说《重逢》，而卡佛有一个《软座包厢》，写的是父子。而前者也是把这一对父子矛盾放在火车站重逢，只是重逢结果不一样。后来我想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并不在于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也不在于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在于一个作家艺术的积累和生活积累的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差异很大。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其实卡佛的诗特别好，我不懂诗也不看诗，但是看了他的诗后很被触动。他的诗不像诗，就是大白话，但是可以打动你。所以从本质而言，我觉得卡佛是一个诗人，否则不会这样对待生活。他的生活不如意，说老实话比我们的打工者混得还惨。但是他有这样文学的追求，这种反差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孙小宁整理

　　雷蒙德·卡佛词典

　　-极简主义：

　　最早来自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穷困：

　　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

　　-酒：

　　父亲是酒鬼，卡佛也一喝就是十几年。但是，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最后却是死于吸烟。

　　-职业：

　　卡佛高中毕业后辍学，当过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在医院当过守门人兼擦地板，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

　　-《大教堂》：

　　卡佛公认的成熟之作，曾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作品改编：

　　《大教堂》小说集中的《好事一小件》与《维他命》曾一起被改编进了美国导演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又名《银色性男女》。《羽毛》也被改编成电影。

　　-卡佛粉丝集散地：

　　博客“寻找雷蒙德·卡佛”carver.blogbus.com/

　　豆瓣网“卡佛小组”

　　卡佛自话

　　-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

　　-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

　　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