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是1984年入夏。

　　有一回，在冰心先生家里，我去问候老人的时候，也见到和先生聊天的舒乙。

　　我和舒乙是北京二中上下班的同学。后来他到前苏联上大学，是学工科的，并学成归国。“文革”后，他转到文学界，整理老舍先生的作品。

　　老人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回答说：“我们是北京二中同学。”

　　舒乙也说：“在我们家里见过面，我母亲也认识。”

　　过了一会儿，舒乙起身告了辞。老人又问：“你见过老舍吗？”

　　“只见过一面，”我说，“那年暑假，我高三毕业。一天早上，去参加中山公园社稷坛召开的北京市大中学生文艺汇演。在场外练习单弦的时候，正巧碰上老舍先生，老人家拄着拐杖，还跟我说了会儿话哪……”

　　冰心老人点点头。

　　我说：“弄了些麻豆腐，您看……”

　　老人说：“用青豆芽儿或是绿豆芽儿炒一炒，就再好不过。”

　　这时候，有女佣过来送茶，将麻豆腐端走。

　　我心里却想：那要不要再送些豆汁儿来？可又一想，如果老人吃不惯，还不真应了北京俚语，所谓“馊干水”吗！何况老人毕竟是福建人呢！想到这儿，我禁不住暗自笑了。

　　后来，老人跟我说：“这送茶的不是外人，叫陈玙，是我女儿的大姑妈。多年来亏她照顾。”我这才明白。

　　四

　　记得我家住在雍和宫戏楼二巷的时候，拐弯不远，就是幽州书屋。我也常去看看。

　　书屋约有两间门脸儿。这里有老舍先生的书籍，从《二马》到《骆驼祥子》，再到《茶馆》，几乎快要全了吧。也有当代作家写的，特别是以京味儿的作品居多。

　　入秋后，幽州书屋主人王先生，托我请冰心先生题字。我想了好半天，还是不大敢开口。因老人病愈出院不多久，谁想吴文藻先生也住进了医院。可哪知老人的信，竟寄了来：

　　字早写好，并已取走。我从没练过字。但老舍是我们一家大小的好朋友，也就只好从命了。

　　事后才得知，王先生已从冰心先生那里求取了题字。

　　由老人题写的“求知”二字，盖了朱红小篆印章，悬挂在书屋门楣内，与老舍夫人胡絜青题写的店名相映。

　　为了面谢一番美意，中秋之前的一个午后，我陪书屋的负责人王先生和我的学生王志远，一起去看望冰心先生。

　　原来先生早已搬到“教授楼”来。见客厅不算大，却饱含着温馨。又看冰心先生微笑让茶，且叙些往事：

　　“老舍在美国写《四世同堂》后半部的时候，我们一家正在日本。每写到新的章节，他总是要来信告诉我们。‘文革’以后，只好从电视上看到他写的《四世同堂》了……”老人竟一时无语。

　　这便让我想像“文革”初，老舍先生临别的沉湖！

　　“我孩子们称老舍伯伯，”老人话题一转，就说，“称舅舅的有两个，一个是巴金，另一个就是赵朴初。”大约想缓缓气氛，又笑说：“原来我对赵朴初就说过，你是‘未着袈裟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老人又笑个不停。

　　幽州书屋的王先生递上一枚书屋监制的老舍纪念铜币。这枚铜币的设计者志远就从旁说：“书屋准备为您也铸一枚，祝贺您今年十月五日八十五岁诞辰。”

　　老人温和地笑了笑，说：“文学界比我值得铸币致意的，可多了。譬如巴金。已故的，就更多了。”

　　这倒让我想起前不久老人曾对我说过的话：“人们还记得我，不过是我活得长些，又赶上好时候罢了。”

　　本来我还想请老人的女儿吴青在吴文藻老先生的病榻前，代为问候，不想吴老先生已经仙逝十日了。彼此又有些惶恐。

　　老人却如往常一样，安祥慈婉。我就说：“明天是您的寿日，今天给您暖寿来了。”

　　见老人笑说：“那应该带酒来呢。”

　　老人这句微带谐趣的话，全然出乎我的预料。仓促间，我也笑指着幽州书屋那只小巧的插着新鲜月季花的花篮说：“您看，今天是以花代酒了。”

　　大家都笑了，一时充满了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