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月5号，又请了美国大夫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再加上协和医院自己的医生，还有俄国医生一共7个人会诊，克礼为主任。开始想要施行手术，但孙中山不同意，他只允许克礼以内科的方法治疗。他这样做一可能是考虑政治的局势还需要他做努力，二可能觉得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医生们也认为病虽严重，但不是绝症，只要安心静养，避免操劳，康复是有希望的。因此也表示尊重他的意见。1月5日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在起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孙中山的病情似乎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月左右，至1月中旬，又突起风云。在孙中山的病情转为危急之前，他仍然尝试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

　　1月17日，孙中山口授了一个致段祺瑞的复电。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想对善后会议做一点修正。但他的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段祺瑞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大概是孙中山在政治上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显示了一种迹象，即从孙中山北上以来，他的声望不断的上升。尤其从他进入北京开始，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平、结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他要“挽救中国，”这是埋藏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的呼声。 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病情仍然未见好转。体温忽升忽降，脉搏也快慢失常。

　　1月21日，孙中山的病情开始恶化。23日，德国克礼医生忽然观察到，孙中山的眼球内出现黄晕，这是肝脏疾病转危的先兆，必须马上施行手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共同商定手术的方案，但却感到难以遽然施行，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孙中山有约在先，采取内科方法治疗，手术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第二是考虑到他身体承受的情况，孙中山自北上以来，一路操劳，患病后由于仍有政治活动，探访的人一直未断，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决定暂时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继续注射治疗。负责给孙中山注射治疗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法国医生。孙中山此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无法吃东西，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先生。

　　31年后的10月28日，这位名叫何芬的护士在《工人日报》上回忆：“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孙中山病重以来，就一直有人劝他请中医来看病。

　　1月24日，有人推荐著名中医葛廉夫给孙中山治病。《孙中山全集》第11册，收录了孙中山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问葛廉夫：“我的病还有救吗？” 葛廉夫回答：“要戒之在怒，不要过于劳累。”孙中山问：“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该怎么办？”葛廉夫回答：“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孙中山说：“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葛廉夫曰：“可，”随即拟出药方一付。葛开的药方有去姜、桂枝，改用安南(即越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等等。孙中山问他：“你这个方子那么多药，哪种药为主啊？”葛答：“知柏枣仁是滋水养肝的，用肉桂是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熄灭你的内火，让精灵之气得应时令，占主导。服了这付药，你的烦恼心悸不眠等症状，都可以消除了。孙中山说：“我平生的习惯，是不吃中药的。可以把你的药方拿给西医，让他们学习你的方法，将你的药方改为西药吗？”葛廉夫回答：“我不知道西医西药是不是能代替中药？”说完即告辞而去。葛廉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对孙中山病情的诊断，与西医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