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公推7人委员会里的李石曾，去找这几天在天津办事的胡适。胡适知道来意以后，开始还觉得推荐医生的责任太重，因而有为难的神色。到北京见到汪精卫等人，都说此时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考虑，而且因为先生平时对胡适很客气，再加上胡适本人又有被治愈的经验，所以由胡适去说，是最合适的。罗家伦在《国父年谱初稿》下册里，记录了这段经过：胡适找来中医陆仲安，与他一同前往铁狮子胡同，胡适先进去见孙中山。孙中山称呼胡适的字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回答：“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时，在旁边的宋庆龄急忙说：“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说完就握着先生的手腕，孙中山点点头，神情凄婉，似乎不忍心让夫人难过，乃伸手把脸转向里侧，宋庆龄即转身往床的内侧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孙中山病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来到了铁狮子胡同。他记下了孙中山对看中医一事所说的话：“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2月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医生们建议，恐怕是应该留下遗言的时间了。从他入院以来，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少数几个人，在征求了宋庆龄的意见之后，站立在孙中山的病床一侧，要求他作出最后的指示。这几个人是：他的儿子孙科，他妻子的长兄宋子文，他妻子姐姐的丈夫孔祥熙，以及汪精卫。

　　孙中山向站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发出警告，说在他死后，危险和软化将会出现。汪精卫在矢志不渝的做了保证之后，请求孙中山给予指示。孙中山询问还有什么话要他说。汪精卫提议朗读已经写好的遗嘱草稿，如果孙中山同意，他可以在这个草稿上签字；如果他希望对草稿修改润色，汪精卫将以记录员的身份奉命行事。孙中山在听完了145个字的遗嘱以后，颌首同意说：“好，我赞成！”关于孙中山的遗嘱撰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孙中山口授了这份遗嘱，汪精卫只不过是笔录而已。有的说遗嘱在呈送孙中山之前，就早已经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通过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权威说法是汪精卫，汪精卫还同时提出一份致家属遗嘱草稿，孙中山也表示同意，但他当时并没有对这两份遗嘱签字。

　　3月11日，孙中山已至生命垂危之境。宋庆龄扶着孙中山颤抖的手，在他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字。这天同时签署的，还有一份致苏联遗嘱。他的《政治遗嘱》这样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弥留之际，孙中山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终年58岁。3月19日上午，宋庆龄、孙科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按基督教仪式，为孙中山举行家庭葬礼。19岁时，孙中山受洗成为基督徒，临终之前，他曾清楚的表示，他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去世的。葬礼由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牧师主持，广州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和孔祥熙先后致悼词，葬礼之后，孙中山灵柩被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从上午10时起，闻讯而来的各个团体、学校以及中外送殡人士已逐渐前往。从协和医院到中央公园，一路上全站满了人。